张瑶萱偌大一个甘肃，反腐应该有人说真话！要彻底根治腐败，甘肃人民一定要参与进来！-看甘肃

作者: admin 　发布: 2019-04-13　分类:全部文章　阅读: 264次

张瑶萱偌大一个甘肃，反腐应该有人说真话！要彻底根治腐败，甘肃人民一定要参与进来！-看甘肃

张瑶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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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彻底根治腐败
人民群众一定要参加进来
反腐的成效、面临的问题与解决的思路：中共慨然反腐，不护短、不讳疾忌，以壮士断腕、勇士断臂，杀出一条血路的决绝，以雷霆万钧之态势，老虎苍蝇一起打，目前可谓战果丰硕、大快人心。
这可能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大规模、最为广泛的廉政风暴，这样做的效果是明显的。

首先中共赢得了国际尊敬，这个行为表明中共并不是默许、纵容各种腐败，并不是一个口头喊为人民服务，实际上为小集团谋利的政治组织。中共的反腐败显然是极其严肃和认真的。
这样的反腐遏制了大小官员疯狂和毫无顾忌的腐败，整顿了党风政风、军纪警纪，得到了人民的肯定和广泛支持，在国内，也大大增强了执政合法性。
但是通过反腐暴露出来的问题，也使人们陷入了深思。在振奋和赞许之后，两个问题摆在大家面前，萦绕在广大党员、广大群众和海外所有关心祖国的华人心头：
其一、为什么腐败的情况如此严重、如此惊人，到底原因是什么？其二、如何才能针对这些原因采取系统措施，有效地根治这样的腐败？
目前关于这两个问题的标准答案是：腐败的原因是腐败分子混进党内或一些党员放松了对自己的要求，加上党内监管放松、廉政制度建设不完善，故而导致严重腐败。
而根治腐败当然也要从这里入手，加强党纪监督、建立全覆盖巡视制度、严肃查处违法乱纪、无论什么人都不能例外。
形成高压使其不敢腐、加强制度建设使其不能腐、经过思想教育使其不想腐。听起来是很全面的治腐安排，但是要真正根治腐败，还需要进一步拓展思路。

严厉反腐固然令很多官员暂时束手，但总体来说，官员落马的比例还是很小的。比起其他非法获利行当，比如贩毒、抢劫等违法行为，官员的被查处率还是小得多。
可是利益和享受确实很诱人的。原来是当官贪腐几乎无风险，现在是有了风险，但风险严格地说还是不大的。制度可以定得很严很细，但是变相的、巧妙的、隐藏更深的腐败实际上还是防不胜防。
人总是趋利的，如果干部的合法收入设计太低，太不合理，让他们不想灰色收入，很难。
我经常问自己，如果我被任命到某地方当握有重权的官员，我会不会贪腐。答案是，会。
因为合法收入很低，一个时间内可以廉洁，但是在中国作为党员干部是终生的职业，一个人，除了极少数圣贤，很难长期保持清教徒般的生活。就算我没有欲望，老婆孩子亲属朋友不能都是圣贤。
因此，合理的、能保证有尊严体面生活的、在灯红酒绿的时代不至于太寒酸的、与我的付出和劳动基本相符的报酬，是必须的。没有这样最基本的安排，很难守住廉洁。
其次，我的权力很大，几乎为所欲为。下级监督不了我、同级纪委监督不了，上级只要认可我，就OK了。在我的权力范围内，模糊地带很多、法规空白很多，都是我说了算。
而且，资本家天天围绕这我，权力可以马上换到金钱、美女、财富、享乐，公共利益几乎没有真正的看护机制，新闻媒体真正的问题什么也不敢报道，人民群众对我没有任何制约，公检法都是听我的，这样的情况下，合法收入低，权力无限大，又没有人管，不腐败怎么可能？
什么是腐败？我认为，腐败就是损害公共利益的不法获利。这包括违反法纪、规定、规则获得利益；出卖公权力、公共利益、公共资源获得利益；制定各种有损公众利益、有利少数特定人群的政策；允许少数特定人群享受各种稀奇古怪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教育、医疗、保险、交通等特权。

一句话，所有的腐败，都是掌握公权力的少数人，对权利的不当使用导致以侵害公众利益为前提的非法获利，这个利，包括有形之利财富和无形之利的特权。
我丝毫不怀疑党内严管、严教、严惩的有效性和必要性。但是，我们必须承认，依靠党内监督力量监督几千万党员，监督无处不在的公权力滥用，明辨形形色色、千千万万种腐败的花样，确实是一个难以想象的艰巨任务。
尽管一直在强调党内监督和反腐败，但改革开放以来，腐败呈现极其猖獗、十分广泛、惊人严重、大要案频发，塌方式、窝案式、前仆后继式的腐败令人瞠目结舌。因此，加强法纪监督应该和人民群众监督举措结合起来，才可能根治腐败。
一定要让广大人民群众真正参与到反腐败工作中来。因为一切腐败行为归根结底损害的是公共利益，作为被损害方理应担当监督的主体，绝不仅仅是有举报权。
人民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人民群众又无处不在。腐败分子损害的是人民群众的利益。人民群众与腐败行为不可能达成交易和妥协。
在现有制度框架下，大胆突破创新，形成公众舆论监督、大众媒体监督、人民群众监督与法纪监督相配合的全方位监督机制和规范，才能使腐败无所遁形。

俗话说，再锋利的刀，很难砍到自己的刀背。党内监督的局限性其一是力量有限，很难保持对几千万人始终不变的监督强度，其二腐败分子在本质上直接损害的并不是纪检人员的利益，因此存在理论上的监督放松的可能。
如果在一场官司中，原告不出场主张自己的权益，仅仅依靠司法人员严格依法处理被告，这样的诉讼是很奇特的。因此，作为反腐败的原告一方的人民群众，应该有制度化的安排，让他们来直接参与反腐败，并给予法定的具体权力。
比如，能不能强化人民代表的职能，把官员、商人与劳模兼任人大代表的安排改一下，让人大代表专职化、专业化，定期和选区人民群众座谈，了解情况，对腐败问题提交司法、监察、党纪部门，并对这些问题的处理，征求群众的意见，满意不满意？如果不满意可以提出质询，要求进一步办理。
人大的监督程序化、制度化、权威化是一条可行之路。法律可以规定，人大代表可对地区首长，进行年度考评，如果考评不合格，可以由党组织再派新的党员干部。
这样的规定，可以保证是共产党人执政，但是每一个地方官员必须面对人民监督和考评，依法运行其实没什么大碍。我们现在的官员实际上只对上级负责，上级管理起来也很有权威，也很方便，工作效率很高。
但问题是，战争时期、创业时期、改革时期可以这样，到了守成期、中等收入期，社会矛盾更复杂，人民要求更高，这样的干部评价体制，使人民群众对干部完全没有评价和制约能力，没有看护自己利益的能力，这就是腐败盛行的根本原因。
中共的专家应该下决心研究一下这个问题，就是如何保证人大代表代表人民对各级党和政府组织进行监督，进行考评，进行否决和肯定。同时又不损害共产党的宪法地位和领导权威。

我认为，我们党内没有专家就此进行专门研究，拿出理论与实际行得通的方案。要么右倾反党崇西方，要么左倾反改革的专家们，真是误国误民。有没有这样的大家，埋头几年，拿出数据和方案，说服全党，把坚持党的领导与人民当家作主这件事情想清楚、搞明白？
这个问题不突破，不落实。习主席讲的人民群众表面上有权实际上无权的现象，就不能得到根本改观。官员不能在人民规范权威的监督下，不能在群众雪亮的眼睛下，不能在公众舆论和大众媒体的监督下，就很可能滋生腐败。
腐败的本义，就是不透明、不透风产生的变质。腐败的本质，就是损害人民的利益。人民应该在反腐中被组织起来、被授予法定权力，在反腐斗争中扮演主角。
党员干部的作为、纪检监督机关、司法机构都要置于人民的监督之下。一句话，完善社会主义人民民主，是根治腐败的灵丹妙药。
治标是反腐的必由之路，治标并不意味着不治本，治标是为治本“赢得时间”。什么才是治本呢？是形成“科学的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
反腐败并不像很多人以为的那样，是一场打BOSS的游戏，是可以毕其功于一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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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反腐白热化！实现“中国梦”不晚矣.....
中国共产党与腐败水火难容，势不两立。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上强调，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复杂，减少腐败存量、遏制腐败增量、重构政治生态的工作艰巨繁重。
要不断把反腐败斗争引向深入，保持高压态势不放松，坚持“零容忍”的态度不变，发现一起查处一起，发现多少查处多少，高举反腐利剑，形成强大震慑。
这鲜明表达了全党上下齐心协力，打赢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这场攻坚战、持久战的坚强决心。
一、高度警惕新阶段腐败出现的“基因变异”
腐败是世界公认的“政治之癌”。从我国当下的“打虎拍蝇”结果看，与人体基因突变导致细胞异常或引发癌症相似，腐败随着经济社会发展演化，呈现出新变化新特点新动向。
贪腐程度今非昔比。中国经济快车高速前行，腐败分子伺机“搭便车”，攫取特权利益的方式和量级不同以往。
一是出现“反反腐同盟”。“精神缺钙者”及其配偶子女搞“一家两制、贪腐双簧”，沦为职业行贿人“喂养”的“笼中宠”。有人以地缘、业缘、学缘、亲缘等结党营私，其对抗组织和群众监督的能量惊人。二是出现“超级糖衣炮弹”。
一些富豪和上市公司控制人落马后，其“行贿吸金术”及天价财富大白于天下。一些老板成了“地下组织部长”和呼风唤雨的“金主”，资产规模海量扩张，不少人面对数千万现金贿款“乖乖就范”。
三是出现“资本逐利型腐败”。很多案件涉及资本运作、杠杆收购等，谋取国家资财如“探囊取物”，案值远超一般权钱交易。
党的十八大后因贪腐被查处的省部级干部，平均涉案金额达千万元以上。“资本意志”主导的利益输送“胃口更大”，搞“政治投资”牟取增值暴利，利益链精密复杂，隐匿性更强。
“政治违章建筑”触目惊心。从案件查处和巡视情况看，有不少党内政治灰尘和政治微生物要清除，有大量“政治违建”要破拆。一是“团伙山头”。有人“拉家臣、带马仔”，信奉拉帮结派的“圈子文化”，无视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甚至尾大不掉、妄议中央，到了肆无忌惮、胆大妄为的地步。
二是“无形之墙”。有人以“为官不易”对正风肃纪污名化，妄图将“为官不为”合法化。一些“巨贪小官”侵渔民利，“不拿钱不办事，拿了钱乱办事”，造成党心民心“隔肚皮”。
三是“塌方之地”。权力集中、资源富集的部门和地区出现“贪政沉降带”，频现窝案、串案、案中案，引发屡治屡犯、愈陷愈深的“沼泽效应”。
全面“清淤排毒”任重道远。随着反腐败的步步深入，一些深层次矛盾问题显露出来。一是“陈腐”问题严峻。一些隐藏很深的“内鬼”被揪出来，暴露“高压线不带电”的病灶，清除存量腐败仍需加码。
二是“治心”任务艰巨。徐才厚、谷俊山、朱明国等案例表明，痴迷光耀门楣、封妻荫子大有人在。

时至今日，顶风违纪者有之，变本加厉者有之，“除病灶，断病根”尚需加大力度。三是“腐败外溢”凸现。贪官、“裸官”外逃寻找“避罪天堂”，转移并漂白赃款，造成国家重大损失，严重影响中国的国家形象。
二、腐败直接威胁执政根基和政治安全
不仅众多转型国家因贪腐问题沦为“失败国家”，发达国家也不例外。欧盟委员会2014年反腐报告称，欧盟成员国每年因腐败造成的经济损失达1200亿欧元。
我们党和国家必须远离“大发展，大腐败”的现代化进程中的陷阱，对腐败泛滥这一心腹之患保持高度警觉。
腐败导致经济发展潜存系统性风险。随着腐败量级增加，类似“拉美陷阱”中“贪腐滞涨”的风险加大，与经济发展不确定性叠加。一是减损增长质量。
比如，“审批腐败、寻租经济”造成资源错配、经济扭曲和效率损失。有人说，“若反腐不力，城镇化将成为特权利益集团的又一次饕餮盛宴”。二是异化发展动力。
由于官商搞“抱合式腐败”和封闭式关联交易，投资中出现“工程上马，干部落马，老板跑路”的“项目后遗症”，消费中出现“公款依赖症”。三是引发“次生灾害”。
从环境污染到精神污染，“发展型腐败”的伴生物颇多。在众多安全生产、食品药品责任事故背后，频现职务犯罪“魅影”。而腐败对环境、卫生、教育等领域的“软性杀伤”难以估量，直接导致人们的“痛苦指数”叠加。
腐败造成执政安全直面内生性威胁。政治生态出现局部沙化乃至荒漠化，使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受到巨大冲击。一是党群干群关系的“失血效应”。

特别是那些掌握“高含金量”办事实权的“蚁贪”，把自己放在群众利益对立面，造成基层党组织因“政治贫血”而涣散无力。官民矛盾“燃点”低，动辄引发恶性群体性事件。
二是阻碍改革深化的“延时效应”。贪腐者成了深化改革的“拦路虎”，设置“利益藩篱”，致使改革成果共享落空。三是抹黑执政绩效的“缩水效应”。害群之马的劣迹恶行对党的政策和执行实效形成“负向对冲”。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中央巡视组已向47家被巡视单位提交的反馈报告中，均涉及干部选任问题。而吏治腐败正是党员干部被妖魔化为“能干能贪”群体的关键成因。
腐败导致社会生态发生“退行性病变”。“上下交争利而国危矣”。清风正气上不来，歪风邪气压不下去，如同“社会雾霾”令人窒息。一是“奢靡浪费之风”泛滥。
奢靡浪费不仅腐蚀权力，也侵蚀整个社会。二是“礼贿难分之风”不绝。即使在高压之下，违反中央八项规定者仍有不少，“礼贿不分”及节日腐败、会所歪风等不时见诸媒体。
三是“腐败泛化之风”蔓延。在腐败泛化心理下，一些人陷入伦理道德“逐低竞赛”，价值观面临“空心化危机”，影响的可能不只是一代人。
三、决不能在反腐败上出现颠覆性错误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是一个大国，决不能在根本性问题上出现颠覆性错误，一旦出现就无法挽回、无法弥补。”打不赢反腐败这场硬仗，就可能引发颠覆性错误。
这警示我们，必须以“零容忍”态度与腐败死战到底，加快构建作风新状态、政治新生态和反腐新常态。
严明管党治党的政治规矩。要把守纪律讲规矩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决不能让党组织沦为“私人会所、政治超市”。
要增强规矩意识，深化纪律建设，完善“小微制度”，从具体事情抓起，拉起全天通电的高压线抓早抓小抓牢，严防“打纪律白条、搞规矩变通”，确保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行知所据、言知所循，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确保正风肃纪的政治定力。事实证明，坚持问题导向，既加快清除存量腐败、显性腐败，又着力震慑新发问题、治理隐性腐败，两手抓、两手硬，凡腐必反、除恶务尽，正是我们党有能力、有自信的表现，也是打消各种疑虑、回应社会关切的最佳选项。

彰显有腐必惩的政治信用。人心向背关系党的生死存亡。必须以最坚决的意志、最彻底的行动扫除各领域顽瘴痼疾，坚决把蜕化变质者清除出党，决不让党组织为害群之马“买单”。
同时，通过追究系统性、塌方式腐败案件相关党组织责任，以实际行动立信于党、取信于民、置信于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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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腐败如何才能让人民满意
下级对上级的逐级“孝敬”，是所有的腐败中最难查办的，因为它隐蔽，而且貌似两厢情愿。但从政治生态的角度看，这样的腐败恰恰又是危害最大的，因为它有如空气，所有的人都在其中呼吸、并受到它的毒害。
很多平头百姓，从来也没有机会腐败，甚至没有机会让别人腐败，却对腐败的游戏了如指掌，这是为什么呢？就因为腐败已经成了一种公开的秘密。
如果认识到腐败已经不是一种现象，而是一种弥散的话语结构，是人们在现实生活中默认的“秩序”，就会意识到，反腐败并不仅仅是要向贪官污吏开战，还要跟社会心理中的某种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做斗争。而后者才是最困难的事。
十八大以来的反腐败，可以说是改革开放之后力度最大的。落马贪官数量之多、层级之高，突破了民间的想象，也每每引发舆论的惊叹。如果做一个简单梳理，就会发现，此轮反腐是有规律、有侧重的。

比如，对腐败存量，主要打的是层级高、危害大、范围广、群众反映强烈的窝案和串案，以地域治理和领域清理为目标。有些贪官的问题线索早就被纪委所掌握，只是在合适的时候把它拎出来而已。
有的问题线索指向级别较高的官员，如果是处在重要位置、还有可能继续升迁的，则会毫不犹豫地深挖，以免养虎遗患，这就是为什么有那么多“候补”落马的原因。
在对待腐败增量方面，也就是“十八大之后不收手的”，几乎采取零容忍的态度，这也是王岐山多次强调过的。为什么这么做？原因很简单，一是顶风作案性质更恶劣；二是如果允许增量出现，就会削弱反腐的成果。
还有一类是腐败呆帐，如果是群众反映强烈、线索指向集中的，也会果断处理。大批政协副主席落马就是这个原因，原云南省委书记白恩培大概也属于这个类型。

由此可以看出，由中央纪委主导的本轮反腐决不是“盲打”，而是思路清晰、主次明确、轻重缓急十分明显的。
无论是合围还是铺开，无论是聚焦还是散焦，都有一条总的主线引领着。这是以往的反腐工作从未具备的布局特点，也是最让人产生信心的地方。
对地域腐败、领域腐败和家族式腐败，除恶务尽式的案件查处的确能够起到标本兼治的效果。但不可否认的是，无论从高层思路到具体案件查处，目前的反腐确实是以治标为重点的。
这里面既包含着辩证法，又是一种现实选择。看不到这一点，或者看到了却不承认这一点，并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

治标是反腐的必由之路，治标并不意味着不治本，治标是为治本“赢得时间”。什么才是治本呢？是形成“科学的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
虽然目前还没有看到更多关于治本的论述，但可以认识到，反腐败并不像很多人以为的那样，是一场打BOSS的游戏，是可以毕其功于一役的。
王岐山所说的“反腐和作风建议永远在路上”，一方面可能暗示治本还没有具体时间表，但同时更是表明，中央高层十分明了反腐的艰巨性和长期性，也不会止步于案件查办和贪官查处。
从治标转向治本可能没有人们期盼的那么迅速，但它是一个必然趋势，否则，任何雷霆手段都有人亡政息的危险。
狂飙突进式的反腐查处，在民间带来了双重回响。一方面，人们为贪官的密集落马而欢呼，另一方面，人们又在期待着更多、更大的贪官落马，尤其期待身边的贪官落马。

这就像一场赛跑，反腐与民意交替领先，并不断互动。在这个过程中，既要看到执政党对反腐的驾驭能力、看到民众对反腐的强大支持，又要看到反腐的艰巨性和民意的复杂性。
既要看到反腐已经取得的巨大成绩，又要看到反腐面临的结构性困难。既要看到重大案件查办带来的震慑效果，又要看到生态性腐败的根深蒂固。
既要保持有腐必反、有贪必查的政治气魄，又要具备清除腐败土壤、消除“历史共业”的政治智慧。

至于什么时候人民会感到满意，答案很简单：等到权力真正被关进笼子的时候。
文章综合：团结湖参考、吴鹏飞手机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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