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瑶萱偏关文学丨最后的林胡——偏头关随想曲（六）：历史还当记住谁-偏关你好

作者: admin 　发布: 2019-04-11　分类:全部文章　阅读: 252次

张瑶萱偏关文学丨最后的林胡——偏头关随想曲（六）：历史还当记住谁-偏关你好

张瑶萱

瑰丽的汉文学宝库中有一种叫做“赋”的文学体裁，因其兼具诗的韵律之美和文的浑厚大气，自古以来倍受文人重视。它出现于诸子时代，成体例于汉，历经魏晋文风的洗染，形成一种“铺采摛文，体物写志”的独立文体。在中华文学史上，自屈原开始，先秦有宋玉、唐勒、景差，汉有司马相如、班固、杨雄、枚乘、张衡，至魏晋唐宋的曹植、王勃、李牧、苏轼、欧阳修等等，赋作名家可谓星光灿烂。古人留下的辞赋名作也同样光耀后人，脍炙人口，《离骚》、《七发》、《阿房宫赋》、《洛神赋》、《秋声赋》、《前赤壁赋》等等，还有篇名不叫赋但仍属于辞赋体的《滕王阁序》、《醉翁亭记》《岳阳楼记》等旷古名篇，无一不是华彩横溢，寓意深长，千古传诵，憾人至今。“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等等这些朗朗上口、呼之即出的名句，不仅文辞之美让人读之千遍不厌，其高天流云般的家国情怀也时时激人情智。直到今天，这种文体仍为满腹才情的文人们所追捧，不论哪个地方，都会有人为自己的家乡或者为官之邑所作上一篇赋，来赞颂它的壮美、抒发自己的情怀。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这种文学类别不仅古人对它情有独钟，即便在语言文学发展到今天以及后世，仍将保持旺盛的生命力，永远不会消失。
名家名篇的魅力自不必多言，有一篇名不见经传的古赋，在我不经意间读到它时，也同样让人久久不能放下。这是收录在民国版《偏关志·艺文志》里的短文，作者王律，明御史大夫，篇名《偏关赋》，全文如下：
岁在丁丑，余自京还，皇皇策蹇，西入偏关。山四起而崒嵂，河东下而潺湲。孤城斗覆，诸寨星环，瓦屋鳞次，石径梯板，礼乐郁郁，甲胄桓桓。要当三晋之冲，敌临二鲁之难，称雄西北，作障东南。
吁嗟乎！沙大而靡勤于耕，桑鲜而弗懈于蚕。边人何楚，主者谁惔。及其草枯木谢，胡骄骑驔，鞭蹄蹴壤，城摧堑坍，腥尘如瘴，杀气如岚。隘不能御，险不克勘。于是乎，鸣金击鼓，悬韔被?。将军肃雷电之令，健士奋貔虎之酣。羯酋胆丧，毳部心寒，流血漂杵，朽骨成峦。横槊咏凯旋之捷，投戈乐巩固之安。
吁嗟乎！地利不如人和，选卒不如择将，真古人之昌言，岂予怀之迂妄!幸得贤守，贤于长城，奈何摄乎群长，扼腕难行，慨一壶而两挈，废百务而弗成。即弗专于寄托，又或数于代更，藩篱渐敝，党奥戒严。虽茧足而莫给，尚藻饰以云恬。吁嗟乎，予其杞人也，仰天长啸，徒自掀髯。
这位骑一匹驽马踏入偏头关的王大人，首先用一段简洁如洗的文字，给我们展示了一个仿佛航拍全景长镜头般的画面，偏头关的山水形胜，在他四六字句间一一演过，让人清晰逼真地看到数百年前偏头关城的全貌，那是一个山美水美的地方，一个生机盎然却又危机四伏的古老边城。
然后，述及到了边人的生存状况。这段乍读会让人觉得生涩的词句，虽然一时难以尽解其义，但行文过处，又似一截延时摄影的快放，让数千年的边讯烽烟尽收眼底，一霎时又如同过眼烟云。它数说的是边塞的苦寒，是边人的勤劳，是战乱的苦难，是和平的祈祝。
最为发人深省的，应是末段的文字。我的古文底子薄，为了弄清楚王律大人此赋到底想说什么，还专门请教了新版《偏关志》的校注者卢银柱先生。先生告诉我，“地利不如人和，选卒不如择将”一句，便是全文思想焦点。作为一个中央出巡的监察高官，当他对这个地方的地理、文化、经济、社会情况有了一个准确的把握，对这个地方寄望的重心，便毫无疑滞地落到吏治问题之上。他为这一方生灵忧虑，他为此间呼唤贤守，所以会情之所至，掀髯长啸。
读到此文，我也摸摸满是胡茬的下巴，发现没有山羊胡子可掀。但我也算是杞人，也会有“仰天长啸”的冲动。因为这位御史大人的呼喊，穿越数百年的时空以太，竟会与我们后人的心声谐波共振。
御史大人说的没错，偏头关地虽偏远，却古来就不曾少过“贤守”，这算是偏头有幸，边民有幸。民国版《偏关志·名宦志》记载了明清两代十六位“贤守”，职官志中罗列在偏头关任职的两朝大小文武官员共计五百七十多人，“模范”名额的比例不算大。他们是明宣德间的总兵李谦、正统间的上柱国后军右都督杜忠、成化间的兵备郝志义、弘治间的兵备王浚、嘉靖间老营千户后擢副总兵孙吴、嘉靖间的兵备王遴与王学谟、隆庆间的兵备范大儒、万历间的兵备赵彦李从心陈昌祚、清顺治间的兵备楼希昊徐化成朱之瑶、康熙间的太原府丞康正吉卞永康何锡禄、康熙四十六年训导董象贤等。民国开年的第二任知事林端，虽然未入此榜，也是我们后人众所周知的贤令。这些或文官或武将的驻关领导，他们位列名宦志，皆为“有惠政”，是他们在任之时的积极作为，被后人永世铭记。而他们的政绩，多为拓城建垣、兴学劝农、筑堤治水、执法如山等等。所谓“惠政”，不同朝代、不同时期，也会有不同的内涵或标准。而地方志这种史籍，往往是由被我们称作“乡贤”的当地文化人编篡的。他们的史笔，是一定能够代表当地民众的意志的，他们眼中的“名宦”标准，也一定是有惠政、有品节、有修为，能够为后人所称颂的人。在一些特殊的年代，他们甚至要能够为了地方、民众的利益而付出个人的牺牲。如顺治年间“戊子之变”中，为制止官军屠城而丢官的兵宪楼希昊，他在朝廷眼里未必是个好干部，但在偏头关百姓心里，他一定是神祇般的存在。
共产党的第一任偏关县长梁雷烈士，便是用他的鲜血书写了自己墓志铭的人。他的后任者、偏关籍老干部张秀桂在其回忆录《冰操》中讲述道，1938年春，晋西北地区形成了敌我交错的复杂斗争形势。占据清水河县的伪蒙军李守信部与日寇会合进攻偏关，2月24日占领偏关时，地主郭耀堂（会长）带一帮汉奸手执白旗在南门外迎敌。3月18日，敌人获知我县政府驻地在柏家嘴村的情报，纠集伪蒙军骑兵一百多人，连夜袭击，包围柏家嘴村。时任偏关县抗日民主政府县长的梁雷同志为掩护机关人员和群众突围，在与敌人交战中中弹受伤，敌人将身负重伤的梁雷活活用刀捅死，并将头割下来在偏关城和清水河城悬挂示众。其时，他才年仅二十五岁。梁雷是河南邓县人。牺牲后被葬在偏头关，就在今天偏关县的烈士陵园。每年的清明节，都会有偏头关人和他们的孩子们为他扫墓，并将他的故事一代又一代传讲下去。
这个故事的讲述者，也是偏头关抗战史上一位值得铭记的英雄。1937年，刚满十五岁的张秀桂就加入了“牺盟会”在偏头关组建的第一支游击队，同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其后几年艰苦抗战中，他参加过配合三五九旅作战的三井伏击战（岢岚）、百团大战期间的云中山游击战（忻州）、水峪镇突围战（静乐）、黄树坪遭遇战（偏关）、滑石口伏击战（偏关、清水河）等大大小小的战斗。抗战胜利后的1945年9月，在偏关县召开的临时参议会上，他当选偏关县长，兼任地方武装部队“武工队”队长。在任期间，他一边组织干部群众开展土地改革、发展生产，一边带领部队巩固老根据地，与盘踞在河西沙圪堵和长城以北清水河的国民党势力展开斗争。1948年，他以县长的身份带头参军，加入挺进大西北的大军，转战关中、兰州、西宁，翻越祁连山，凯歌进新疆。在新疆，先后担任自治区劳动局长、阿克苏地委书记、自治区交通厅长、自治区党委工交部副部长、顾问等职。1988年离休后，仍牵挂着家乡偏关，在夫人田瑞卿的策划和奔波下，用俩人多年的积蓄，先后捐款五十万元，设立了“冰操奖学基金”，用以资助和奖励家乡偏关的优秀学生和贫困学童。2016年3月24日，这位老游击队员、武工队长、偏关县长，后来的解放新疆、建设新疆的老战士、老领导，在乌鲁木齐溘然长逝，享年九十四岁。
像他们这一时期的晋西北革命者和领导者，正如王律赋文所概括的，“幸得贤守，贤于长城”；也正如当今近代史学者、山西大学近代中国研究所所长、偏关籍人士岳谦厚教授的著作《边区的革命》所梳理的，他们带领群众，在极端艰难复杂的战时环境中，建立政权、开展土改、发展生产、支援前线，在开展对敌斗争的同时，全面展开了边区社会、经济、文化的重构，为共和国的建立奠定了牢固的基石。
之于偏头关而言，真正的和平也就是我们的共和国建立以来才有。和平年代的“贤守”又是什么标准？也许在一千个偏头关人眼里，会有一千把衡量标尺。但是，不论何时，一个“贤守”，就要为他的“子民”努力地做事，做那种几年后、几十年后、甚至几百年后仍然为人称道的事，才称得上古人所谓“惠政”。建国将近七十年了，一届一届的县委、政府，可以说都在辛苦地做事。这些事，有的记入了史志资料，也有的印记于人心。我们在回顾这近七十年的发展历史，需要厘清的是，之于偏头关这样的古来边陲、今之僻壤，最大的“惠政”应该是什么，我们的历任“贤守”都各自为它做了些什么，还有以后将被委以其责的继任者们，应当做些什么。
民间的传谣俗谚往往跟历史的记述有着异曲同工之效，这也就是我们通常所称的“口碑”。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好多地方都会流传一些关于地方官或者地方性事件的段子。这些段子往往能够成为一种特殊形式的民意反映。偏头关历史上流传过的这类段子应不在少数，给人以深刻印象的，人们好像只记得这样一句：
“白立志的库，李枝荣的树，张世全的肚。”
这里被比划到的三位，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偏关县的连续三任县委书记，官声都非常好。这段传谚，看起来并不是直接的评价，没有明显的褒贬，很简单、很村俗，韵脚也相同。如此朗朗上口、一字概括的段子，一经传入百姓之中，便得到普遍的认同，历久不能忘却，形成了流传至今的“口碑”。而要真正解读它，似乎还需要对他们执印期间的情况有一个大体的了解。
白立志是五台县人，任偏关县委书记的时间为1973年5月至1977年5月。这一时期在我们国家是一个重要的历史时期，“抓纲治国”、“农业学大寨”、“粉碎四人帮”等都是其时国家政治的主调，“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又是那时候鼓舞民心的主旋律。而此时的偏头关，最为人们所牢记的，莫过于以高山蓄水为主的水利建设。据1994年版《偏关县志》，1967年至1976年十年间，县里大抓改河治滩，高山蓄水，全县建成机电灌站246处，排灌机械9298马力，大口灌溉水井42眼，高山蓄水池97座，水浇地面积16306亩。
我们不会忘记，那是个连饭都吃不饱的年代。也正因为吃不饱饭，追溯其原因，开始向干旱挑战，扛起了“水利是农业的命脉”的大幅标语，大修水库，配建渠系。身为县委书记的白立志，理所当然成了偏关人走上水库建设工地的组织者和带头人，导演了男女老少齐上阵、千人万马筑天池的历史大剧。诞生于此时的“龙江水库”、“天峰池”、“为民池”等大大小小的高山水库，便与“白立志”这个名字建立了不可分割的关联，库字成为描述其政绩特点的概括语。不论这些水库是不是真的让偏关人从此吃上饱饭，偏关人用库字送他，相信不会有丝毫贬义。因为据1976年统计，全县水浇地达到了16306亩。这个数字，在一个县的层级上看，好像不值一提。但要知道，在那个年代，在偏头关这样的地方，那是多么不可想象的事！这个指标数字，1949年不过500亩，1958年仅为2747亩。正是有了这些“库”，才使旱地变水地、低产变高产成为可能，它肯定是一件“惠政”，惠及农业，惠及民生，惠及后世。
1977年5月，白立志被提拔到省里，担任省水利厅副厅长。接任他的是时任县委副书记的李枝荣。李枝荣是位本土成长起来的干部，他曾在他出生的曹家村乡庄子寺村做过农业技术员和村党支部书记。当农业技术员的时候，他曾因为工作辛苦、成绩突出，成为全省独树、全国知名的劳动模范。1965年3月11日的山西日报，曾在头版头条整版刊出已由省委红头文件下发的《中共山西省委关于宣传和学习李枝荣模范事迹的通知》和介绍其事迹的长篇通讯。那篇通讯，仅竖排通栏标题就有四层。第一层是套印花边的小标题“学习李枝荣，树雄心壮志，搞科学实验，促生产高潮”。第二层是“农村知识青年的榜样，农业生产战线的闯将”。第三层主标题采用罕见的套红花边圈字印刷，题为《红色技术员李枝荣》。第四层副标题是“他在大队党支部支持下带动群众大搞科学实验在晋西北高原插起高产大旗”，并配发了一幅年少阳光、帅气十足的标准头像。倒头条是社论《学赶李枝荣，大革低产命》。这些内容占满了头版、二版整整两个版面。从新闻学的角度看，这样的报导形式和规格着实超乎寻常，在那个火红的年代，肯定是一团熊熊烈火般的，导向性极其强烈的报导。
然而，其人的影响力还不仅限于他的 “红色技术员”时代，更重要的还在以后的岁月。十二年后的1977年5月，他的职务由偏关县委副书记提任偏关县委书记。其时，中国的历史脚步踏进了一个时代更替之际的重要时期。这一年里，“两报一刊”公开推出“两个凡是”，《毛选》五卷发行，邓小平复出，十一大召开，恢复高考……。中央高层在思考、争论和尝试中寻找民族与国家的新出路，地方领导们也在为他们治所的明天描绘蓝图。偏关县的这位土生土长的县委书记，凭着他对家乡山山水水一草一木的深悉熟知，凭着他对这片土地繁盛丰茂的期冀，凭着他对父老子弟们生计丰足的渴求，也许还凭着他名字里就被赋予的五行多木的数理属性，把“植树造林”这个既是国政所列、又为邑域所缺的选项，当做他履职施政的重点举措，并在数年间坚持不懈，一抓到底。这一抓，开启了偏头关的“新绿化时代”，他的书记一任，也毫无歧义地被后人加之于“树”的冠名。
事实上，偏头一邑的治理与发展必须从植树开始，这是一个谁都看得见、想得到的治县方略，但问题是并非谁都可以做得到。早在1933年，民国的山西省政府曾编制《偏关县政十年建设计划案》，就对偏关县植树造林做过规划。1942年的偏关抗日政府也提出并实施过“人载一苗树，户保一片林”的决策。1953年就有了“发动群众、植树造林”的口号。1956年高家梁村李二成被评为全国林业劳动模范。但要真正把这件事情当做一县发展之策，可能还没到时候，也不具备条件。1976年3月山西省委书记王谦视察偏关，当着陪同他的一帮下属这样指点偏头关的山川：“山顶要戴绿帽子，山坡要系绿腰带”。三月的偏关，草枯土黄，山秃梁荒，这样的景象给予宰理这片大地的一省主官以什么样的视觉冲击，我们完全可以感同身受。这位三晋主官给偏关提出如是要求，想来也有其主观的偶感和客观的必然。给山河披上绿装，那自然是一个美好的梦想。但那个时候，官至省委书记的王大人也不敢说出口，敢说的，仅仅是给秃秃的山头戴个帽，给赤裸的腰身系条带。即便就是这样保守的要求，在四十年后的今天也并未完全实现，那些大大小小的山头们，至今还是秃脑袋者众，戴绿帽者寡。但是，这的确是一个充满希望的开端。1977年，省、区、县、社四级组织了八百余人的林业调查队伍，踏遍全县山梁沟岔，开过大小无数会议，拿出了一个至今来看都非常有价值的林业发展远景规划，其规划大义竟然做成一首可以媲美唐诗的七言绝句：
高山松柏沟岔杨，
沙梁柠条种成行。
向阳湾里载花果，
缓坡种草养牛羊。
我们不禁要说，这是一幅完全具备林胡气质的山川画卷。将此画幅套印在明清先人留下的县域版图之上，偏头关人的家园那将是何等样的美好！这就是李枝荣时代构建的偏关蓝图，也是继1978年偏关被列为国家“三北防护林体系”建设重点县之后的造林工程施工图。
发动更多的人，整合更多的资源，载植更多的树木，真正的开始正是这个时候。乡村的农民自不必说，城镇里的所有人都加入了，偏头关的植树造林说它是一场旷日持久的人民战争一点也不过分。机关的干部、厂矿的工人、医院的大夫、学校的师生，人人都有植树任务，家家都划定了造林地点。每年植树的季节，城里的人扛着铺盖卷，带着栽树工具，成建制地转移到乡村。村子里尽可能地为他们腾挪出更多的窑洞和土炕，迎来乡村里每年最热闹的时节。因为众多的植树大军要起伙立灶，要有趁手的栽树工具，地方国营的铁厂铸造的大铁锅、机械厂和农具厂锻打的铁锨，这些原本销路平平的产品竟一时走俏，陈年库存一扫而空，工人加班加点生产赶造。就连小学生和街道里的老太太们也没闲着，都在用旧报纸和浆糊制做育苗袋，尽管一分钱都不挣，却争着抢着要多糊多交。从那时走过来的偏关人，除一部分经历过上山下乡插队落户的年轻人外，更多城里人的乡村体验，就是驻村载树。他们在大山里吃到过从未吃过的苦，受到过从未受过的罪，却也共同享受到了从未有过的快乐。那是一种完全融入自然、手绘山川、美化家园的集体狂欢，只要经历过了，便让人终生难忘。
这种全民动员的大兵团作战式的植树造林，一直持续了好多年，渐成“一任接着一任干”的传统，直到新世纪以来，才日显式微，只保留了一些仪式化的小段落还时不时在上演。当年李枝荣以及他的同僚们，每到植树季节，确实是放下别的一切来做这件事，大大小小的领导们，也同样拎着被卷儿，揣着干粮，跟植树大军在一起。当时我们不一定知道，别的地方是不是也这样的做法。后来进入新世纪，山西出了个“右玉精神”，成了全省甚至全国好多地方学习的样板。偏关县也组织不少干部去学习，参观过后大家都才明白，这不就是李枝荣时期偏关的做法嘛！没错，这个“右玉精神”就是从那个时候起，就是用那样一种做法打磨出来的。右玉县与偏关县相离很近，同处长城塞下，由明代大同镇右卫和玉林卫合并沿革而来。这地方与偏头关古来就算难兄难弟，一样的风沙苦寒，一样的荒边无树，也一样的西口古隘，一样的穷官流民。“右玉精神”当中的初始故事完全类同于李枝荣任上的偏关故事，讲的就是一代一代的“贤守”们带领干部群众坚持不懈植树造林的事。虽然偏关也上演过同样的故事，最后并没有出来什么“精神”，但是现在的南山系的火烧洼大庙山、长城林带的柏杨岭海子楼、老牛湾至寺沟的黄河林带、横贯县域的关河林带，那些成线成片的树木，正是那时候栽植的。它们就象一座座丰碑，记述了代代“贤守”们的“惠政”。尽管那些林子没有开阔的立地条件可以成为放眼一望就摄人魂魄的景点，并且没有摆在大路旁可以让参观的车队能够方便地看到，但只要还有生生不息的“贤守”们，只要还有被称作“右玉精神”的那股劲，终究我们会看到所有的“秃顶”都戴上绿帽，所有的“裸腰”都系上绿裙。
“李枝荣的树”，也许就是偏关口语所表述的“右玉精神”，愿此树常青不老、繁茂成林。1982年9月，李枝荣被提任忻县地委副书记，其后又任过忻州行署专员、省土地局长等职。现在这位老人已退休多年，但仍然情系故乡，时常回到偏关，看看那些已经成林的树木，看看那些曾经一起种树的伙伴。每每这个时候，他虽不再有说话开口必先挽起袖子的习惯动作，但平和的目光里总会闪烁出曾经的那种坚毅与果敢。一个老干部，他不会再对下属指出什么问题、提出什么要求，做出什么指示，但他的内心深处，一定仍在向往着远古的林胡，期冀着脚下的这片大地尽皆披上绿装。
与“库”和“树”摆列在一起，“肚”又是什么？用这个词来评判一个官员，总觉得有点怪异。这个事说起来就更有意思了。张世全是五寨县人，做过中学老师，当过公社干部，从1973年起，历任偏关副县长、副书记、县长职务，1982年接替李枝荣代任县委书记，一年后转任保德县委书记。这位既不失威严，又多以诙谐见性的领导在其任上，正值国家计划生育国策大力施行之时，所以有人解释，说他的“肚”字意指管着女人们的肚子不让生孩子。也有人分析，这个时期正值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后，农村社会发生新的变化，粮食增产、收入增加，老百姓能够吃饱肚子了，所以要用“肚”字概之。这般解读似觉牵强，但当年情况也的确如此。不过，如果说兴修水利、造林绿化都是善政惠政，让百姓吃饱肚子，那更是善莫大焉。连续三任人品一流官声卓著的县官，用此三字一一颂之，也当没有毛病。不论是计划生育的“肚”还是解决温饱的“肚”，都是事关基本国策和天下民生的大事，真的做好了，当然都是“惠政”。还应该说到的是，张世全在白、李之后接任县委书记，虽然时间不长，但在偏关的山川治理上也有其杰出贡献，那就是水土保持综合治理的大规模展开。特别是从1981-1982年肇始的、被誉为晋西北农民首创的、以户承包治理小流域为主要形式的水保治理，将以往单一的治水、植树，发展为以小流域为单元，山水田林路要素统一规划，农林牧副渔用地合理安排，山、坡、沟一体同治，乔、灌、草林种混交，耕作措施、工程措施、生物措施共举，生态效益、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并重的新阶段。在这期间，山西省沿黄河水土流失严重的各个县，竟相争项目、上工程、树典型、出经验。小小偏关县的治理成果相当不错，年年评为全省先进，不止一次被选为现场观摩会的举办县。
把这样一件事情抓到如此境界，当任的地方主官完全称得上“贤守”二字。如果真的像“右玉精神”的内涵所指，“贤守”们一任接着一任干，坚持数十年一百年不动摇，王律御史假如还活在朝中，也许不用再作杞人之忧了。在偏关，似乎没有哪件事，能够比得上山川治理来得更为重要，也没有哪件事，比这个更能够衡量出邑宰们的“贤不肖”。做到了这一点，做好了这件事，他们就值得后人记住他。
在偏头关的历史记忆里，还有两位顶级的大人物，他们曾以万乘之尊临幸其地，也曾留下过一些有意思的传说故事。
一位是明朝的武宗皇帝，曾巡幸偏头关。《偏关志》载：正德十三年（1518年）九月二十日，武帝西幸至关，从南门入，叹曰：“此便是偏头关也，创之不易，守之艰难。”驻跸于太监府，凡十一日。至十月初四日西巡楼子营，唐家会，过黄河幸榆林。
我们知道，这位名唤朱厚照的仁兄在史上也算得上是位名人，是一位评说两端、褒贬不一的奇葩皇帝。在其即位不久的正德五年，他就自封了一个“总督军务威武大将军总兵官”的名号，出居庸关来到前敌一线大同镇的阳和（今阳高）。他就以这个名号行文发檄，召调三边军队在此集结，与当时势焰正炽的蒙古小王子打了一场大仗，史称“应州之战”，也称“应州大捷”。 此战中，朱厚照体现出了不凡的军事天赋，首先派少量部队引蛇出洞，牵制住敌军主力部队，再不断增加兵力来消耗敌军的锐气。整个战事持续了好几天，最终以小王子败退告终。这场战役使得明帝国北方边境暂时安定了一段时间。这一战事也为朱厚照赢得了刚毅果决、武略名世的评价。然而其人的另一面却让人大跌眼镜。他也正是那个传说中“宠信八虎、沉湎豹房”的荒唐皇帝，荒淫无道的事儿没少干，朱明王朝皇帝长期怠工不理朝政之风也是由他开启。这样一个不靠谱的主儿，在偏头关住了十一天，他会干些什么事？正史好像没有更多的记载，民间倒有这样一个传说。朱厚照驻跸偏头关期间，在距离偏头关城西二十几里远的石城村（今属河曲县）找到了心仪的相好女子刘氏，便纳为宠姬，随带西巡，后带入京中成为刘娘娘。在关于这位皇帝的正史野史中，“刘娘娘”的故事版本很多，刘姓的娘娘也大概不止一人。此刘娘娘的故事在当地也便传为佳话。及其后世，石城村的刘家仍在当地颇有影响，不知与正德朝的刘家倍受荣恩是否有关。
武宗皇帝驾幸偏头关十一天后，于偏头关渡河幸榆林，曾御笔亲书祭黄河文一篇，后见于《宁武府志》、明《三关志》和校注版《偏关志》等册籍。原文为：
“灵钟坎德，功配坤元。土地蒙灌溉之体，物类借润泽之利。故兹渡口，惟尔司寄。朕西巡狩，适经此地。泛泛杨舟，青龙驾翼。招招舟子，元旗导御。往过来续，神功助济。备兹牲醴，阴享朕祭。”
这篇御笔祭文并没有留存于偏关。把亲题手书留于偏关的，是另一位大人物，他就是自1981年6月至1982年9月担任中共中央主席，1982年9月至1987年1月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
1985年6月14日，这位时任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乘坐的直升机降落在偏关南门外的关河滩上。胡耀邦来到偏关后，与山西省委书记李立功、地县两级党政领导在县招待所会议室进行了两个多小时的座谈，并欣然提笔题词“喜看偏关人民绘新图”。这幅题词被保存于偏关县博物馆，成为镇馆之宝。
可惜的是，这幅题词中的九个字，只被当时的偏关人看作是党和国家领导人对地方和人民的赞扬之辞，而没有深刻地领会其背后的深意。这个“绘新图”，该当是幅什么样的图？今天回想当年胡耀邦走过的足迹，我们才恍然大悟。
从1981年以来，担当党和国家领导重任的胡耀邦，在力主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开启真理大讨论、打开改革开放局面的大政的同时，几年时间里连续不断在西部省区视察调研，提出并汇报中央后实施了一系列西部战略新思路、新构想。其中在甘肃、陕西、内蒙古、山西、河南等黄河流域五省区视察后，审清了这些地区贫困落后的根源，就在于干旱。而干旱的原因，他从历史的深度做了挖掘，曾有一段精辟的分析：“干旱区的形成，大自然中各种的亿万斯年的作用固然是基本原因，但就许多地区来说，就许多具体情况来说，人为因素的破坏肯定也是重要原因。我们看到地球上有许多地方，都是曾经有草有树，并且经人开发出来，后来又破坏了的。比如我们的华北、西北许多地方，多少年前，草地林地非常之多。前年我到山西，我问他们：看过柳宗元的《晋问》那篇文章没有？柳宗元是山西永济人，《晋问》专讲1000多年前山西的风貌，说当时晋北到处都是森林。这次我到甘肃，原属甘肃有个额济纳旗，现归内蒙古阿拉善右旗，这个地方古时叫居延，是汉朝在西北的屯兵重地。当年有大片的草原，放牧牲畜，还种小麦，驻兵上万，而现在周围地区已是一片荒漠了。还有陕甘的畜牧业，过去也都是有相当规模的。东汉开国皇帝汉光武的一位大将马援，是陕西人，就曾在西北搞起了很大的畜牧业。他对相马法很有研究，写了一本《铜马相法》。再早一些，西汉武帝时的重要人物卜式，也是靠在北方搞畜牧业起家，向朝廷进贡大批马匹，封了大官。还有新疆那个历史上有名的楼兰国，曾经很繁盛，但后来毁掉了，完全沙化了。什么原因？远的原因不清楚，但频繁的战争和滥伐树木，草原森林被破坏，无疑是个重要原因。还有陕北榆林一带，原是个草原地带，自从清朝康熙时期毁林开垦以后，暗沙变明沙，沙丘南移，榆林城自清初到解放前250年间被迫三迁城址。”
为此，胡耀邦提出了大抓种草种树、根治水土流失，并以此推动农业发展、提高农民收入的战略构想。这一构想，受之于在甘肃观看到的飞天壁画和《丝路花雨》表演的艺术启发，被名之以“反弹琵琶”三部曲。反弹琵琶第一曲便是种草种树，就是要打破“以粮为纲”的局限，种草种树，治理水土流失。第二曲是发展畜牧，走农牧结合的良性发展道路。第三曲就是靠山吃山，发展多种经营，让农民摆脱贫困，走向富裕。“种草种树、治穷致富”正是贯穿于“反弹琵琶”三部曲的旋律主题。
由此可见，当年的胡耀邦胸怀的是如此“丘壑”，而他笔下所言的“绘新图”，难道不正是这个旋律主题吗？虽然这已经是三十多年前的旧事，但直到今天，偏头关人想要再绘新图，恐怕还得重温这个三部曲的旋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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