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瑶萱僧团建设：道安法师的终生弘愿-金声玉振

作者: admin 　发布: 2019-04-11　分类:全部文章　阅读: 212次

张瑶萱僧团建设：道安法师的终生弘愿-金声玉振

张瑶萱
道安（312年-385年），东晋时代杰出的佛教学者、高僧，俗姓卫，常山抚柳（河北冀州）人。12岁出家，24岁时至邺城（河北临彰县），成为佛图澄的弟子。佛图澄死后，道安因避战乱，颠沛流离于翼、晋、豫一带，后在襄阳、长安等地组建僧团，编纂目录，整理新译旧译经典，制定僧尼轨范，统一僧侣释姓。他对中国佛教的贡献是多方面的，梁启超赞誉道安为“中国佛教界第一建设者”。
道安一生的使命就是建立中国僧团，他对于教团的成立表达出积极的主动性。他从佛图澄死后，避难恒山时就开始了教团筹建，他立寺建塔，弘宣法化，从恒山僧团，到襄阳僧团，再到长安僧团，他的一生是围绕着僧团的建立而努力。“恒山僧团”作为道安最早的弘法基地，是道安一生弘法事业的“燎原之火”，是东晋道安法系的思想“基因库”。这不仅体现为“恒山僧团”的弘法取向，既重般若思想，也提倡毗昙学，使道安一系的思想与中观系的空性说拉开了距离，也与玄学贵无、崇有论有本质的区别。当然，“恒山僧团”最重要的意义是使得汉人僧团成立并壮大，打破以往以西域或印度梵僧为主体的僧众格局，中国佛教自身队伍的建设开始起步。可以说道安僧团管理制度的确立与完善，就是在其师佛图澄赢得僧团合法建立的基础上，成立精金良玉般的真正汉地僧团。



戒律出自印度，其中许多戒条并不符合中国的风俗习惯，这样必然会引发诸多争论与修正。剃髪染衣是保证僧相毕现的最基本的要求，不拜君亲，则是保持僧人出世品格的保障。但在当时的社会人士看来，僧人弃世出离，别家舍亲是背离人子之道，所谓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剃髪染衣、圆颅方领是有违身体鬓肤受之父母不得毁伤及汉地衣冠礼制的古训，不拜君王是违背忠君的传统道德，不事耕作更被轻视为不劳而食的社会蠢虫。所以若模范依从印度传统戒律，在中土反而是被视为不合时宜、有违人伦道德的行为。从东晋至唐，由此而引发了长达数百年的文化争论。
从历史上看，印度佛教戒律传至中土后，为适应生存发展，只得随当时的风俗习惯和伦理观念发生变化。刘宋时大将军范泰与僧人慧义之间所发生的辩论也反映了这一情况。范泰认为当时僧人实行“偏食法”(即蹲踞而食)有背中土正坐而食的礼仪，便要求僧人改变。慧义认为“沙门之法，政应谨守经律，以信顺为本。若欲违经反律，师心自是，此则大法之深患，秽道之首也。如来制戒，有开有闭。开则行之无疑，闭则莫之敢犯。”所以特别强调“如来立戒，是划一之制，正可谨守而行，岂容以意专辄改作。”而且指出，俗人不宜过问僧律；“戒律是沙门之秘法。自非国主不得预闻。”范泰则主张律法应随国情风俗习惯而变通，因为“外国之律，非定法也。”他的理由是：“此事自一国偏法，非经通永制。外国风俗不同，言语亦异。圣人不变其言，何独苦改其用。言以宣意，意达言忘。仪以存敬，敬立形废。是以圣人因事制戒，随俗变法。达道乃可无律，思夫其防弥繁。用舍有时，通塞惟理。胶柱守株，不以疏乎。”结论就是要“其戒随俗，变律华夏。”然而，尽管当时改革的呼声很高，朝臣文士多参与辩难，但从佛法的角度说，戒律毕竟为佛陀金口所宣，并不是说变就变，想变就变的。这样，一种更为社会各界和僧团内部能接受的形式便应时而生，这就是中国佛教的僧制。道安僧尼规范的制定既是僧团建设的实际需要，也是对佛教中国化问题的积极回应。
　 此外，道安在中国佛教史上的一大贡献就是统一僧人姓氏。初时中土沙门皆从师姓，师来自天竺则姓“竺”，来自月支则姓“支”，而由于各地各门姓氏不一，造成门派的分歧。这对中国佛教的一体化极为不利，道安以为“大师之本，莫尊释迦”，决定佛门一律以“释”为姓。其后，《增一阿含经》传入中国，经中果然记载：“四河入海，无复河名；四姓为沙门，皆称释种。”道安之见，与佛经不谋而合，因此得到佛教界的共识，统一以“释”为姓，代代相沿，成为中国佛教的一大特色。《高僧传》卷五《释道安》讲得很明白：“初魏晋沙门依师为姓，故姓各不同。安以为大师之本，莫尊释迦，乃以释命氏。后获《增一阿含》，果称四河入海，无复河名。四姓为沙门，皆称释种。既悬与经符，遂为永式。”《历代三宝纪》中记载说：“魏朱士行创首出家服法，为僧犹称俗姓。吴晋相踵，弗革其风。逮自符秦，有释道安，独拔当时，居然超悟。道俗钦仰，众若稻麻。云既剃除，绍继释种，子而异父，岂曰相承？今者出家，宜悉称释。”这一条透露的信息是，朱士行曾尝试为中土出家者创立僧仪规范，即“出家服法”，但其时僧人依然以俗家姓氏相称，一直到道安，这一习惯才得以改变。



僧传中有一件小事，很好地反映了道安对戒律的身体力行与为众表率。习凿齿拜访道安，带来十颗梨，“正值众食，手自剖分，梨尽人遍，无参差者。”利和同均，不别众食。道安不仅自己重视戒律，对其弟子也是非常严格：《法遇传》记载“后襄阳被寇，遇乃避地东下，止江陵长沙寺。讲说众经，受业者四百余人。时一僧饮酒，废夕烧香，遇止罚而不遣，安公遥闻之，以竹筒盛一荆子，手自缄封，以寄遇，遇开封见杖，即曰：此由饮酒僧也，我训领不勤，远贻憂赐。即命维那鸣槌集众，以杖筒置香橙上，行香毕，遇乃起出众前，向筒致敬。于是伏地，命维那行杖三下，内杖筒中，垂泪自责。时境内道俗，莫不叹息，因之励业者甚众。既而与慧远书曰：吾人微闇短，不能率众。和上虽隔在异域，犹远垂忧念，吾罪深矣。”这既反映了道安对弟子的严格要求，也看出道安的人格影响力。
　 道安之后，随着佛教在更大范围内的传播，佛教与中国社会诸系统的协调也在各个层面展开。为适应这一新形势的需要，佛教内部又出现了许多依据律藏而制定的僧制轨范。与道安同时代的支遁就制定了“般若台众僧集仪节度”，作为众僧听讲时的规约。道安的弟子慧远也订定了“法社节度”“外寺僧节度”，“比丘尼节度”等。南齐文宣王著《僧制》一卷，法云也曾创立僧制。北魏孝文帝还制定了《僧制》47条。《大宋僧史略》说：“观其北魏南朝，俗施僧制，而皆婉约且不淫伤。”《广弘明集》更为明白地指出：“自象教东流，千龄已半，秦汉俗华，制禁弥密，故前世英人，随宜兴例，世轻世重，以裨玄奥。先朝之世。尝为僧禁，小有未详，宜其锋立。”这样在教团中就既有传自印度的戒律，又穿插了许多根据实际需要而订定的本土僧制．其重要意义不仅在于中国僧人有了适合自身情形的规章制度，更为重要的是开拓了寺院规范的立法权，中国的僧团有了自己给自己订立规矩的自治权。
可以说，伴随戒律在中国的传播，那就是中国僧制的制定与流传，僧制几乎成为与戒律并行不悖的僧团规范。中国僧人对自己所制、所守的行为规范关注的并不在乎其是否为印度佛教原制，而是在于它们在中国的适应性与应用性。从支遁、道安开始一直至隋唐智顗、省躬还在创建着僧制。
从恒山僧团，到襄阳僧团，再到长安僧团，成就了道安一生的僧伽使命。他信念坚定，初心不忘，其弘化活动始终围绕僧团的建设来展开。与佛图澄相比，他的弘化目标不是王权人物，而是建立纯粹的中国僧团，在其传记中没有看到太多对普通信众的接化，而主要任务是制定僧尼规范。他以不离不弃的精神率领着他的僧团从北到南，传灯续焰。如果说佛图澄当年的教团发起带有更多的草创性，管理是随缘的、松散的。那么道安僧团管理制度就是理性的，紧密的，有组织的，他要在老师赢得僧团合法建立的基础上，组建真正的汉地僧团。



纪念中国佛教史上这一位里程碑式的人物，就是继承祖德，光大宗风，在新的时代，建立六和僧团，造就弘法僧才，如印顺导师所言“唯有和乐清净的僧团，才能外化而信仰普遍，内证而圣贤不绝。”令未信者信，已信者令增长，开演出中国佛教当代弘法模式与建僧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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