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瑶萱傅作义为何投降：惨绝人寰的长春围城-博望坡

作者: admin 　发布: 2019-04-01　分类:全部文章　阅读: 241次

张瑶萱傅作义为何投降：惨绝人寰的长春围城-博望坡

张瑶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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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望坡博古通今见真伪关注
一九四八年秋天，长春、沈阳、锦州已成“最后的黄叶”，共军则发起“最后一阵秋风”。十月七日长春坠落，十月十四日锦州坠落，十一月二日沈阳坠落，二十五天内三大据点失守，国军收复东北最后的象征消失。十一月四日国军自动放弃葫芦岛，撤出军队及“义民”十四万人。
葫芦岛撤退后，空军派飞机侦察东北，在这一百二十万平方公里的大地上已无任何战斗迹象，历史像擦黑板一样把他们擦掉。只有松花江大桥的桥头堡上还飘扬着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堡中孤军还没投降，算是黑板上剩下一个“顿点”。陈嘉骥感叹国军下级官兵忠勇，高级将领误国。只有顿点没有文字，顿点已没有意义，只是给文史数据添一段笔墨，记述共军怎样心战劝降。
依共方资料，东北交战，国军损失四十七万人，物资财力的耗费无法弥补，国际声望下坠无法恢复。张正隆着《雪白血红》，引《东北三年解放战争军事资料》，共军出关十三万人，内战期间发展到一百七十五万五千人，东北全境解放时有共军一百三十万人，此时东北共军的武器装备战力超过关内的共军，士气尤其高昂。大军进关投入华北战场，五十八天内消灭国军五十二万人。
那时我们的眼睛一直望着东北，我们对东北事事关心，也事事揣测。起初，许多事出乎意料之外，后来我们从事物的发展中摸索规律，多少事都在意料之中。最后突然有一件大事发生，它打碎了我建立起来的规律，使我惊骇莫名。那就是长春围城。
▌兵不血刃的代价
一九四六年四月，国军收复四平，北进长春。然后国军的力量由巅峰下降，一九四八年，国军打算放弃沈阳长春，固守由锦州到山海关的辽西走廊，与平津相呼应。东北解放军的最高指挥官林彪主张，让长春的国军走出城来，半路截击，予以消灭。那时国军只要走出城垣碉堡，对大地山河满心恐惧，察哈尔和河北的国军撤退时惊魂不定，一个解放军战士可以俘虏二十个国军士兵，一个班可以俘虏一个营，十几个人占据一个村子，可以使兵团进退两难。林彪的作战计划稳操胜算，可是毛泽东要林彪包围长春，严密封锁，不许一根柴一粒米入城。六月围城，十月占领，民间传言饿死三十万人。依解放军作家张正隆引述的资料，长春市饿死十二万人。林彪不失为军人，毛泽东毕竟是阴谋家。
长春大饥饿的悲惨状况零星传来。市民严重缺粮，一座大楼换一斤米，一个大姑娘也换一斤米，先是满街抢劫，后来一家人互相抢东西吃，幼子幼女先饿死，大路边，树底下，都是尸体，他们出来找东西吃，什么也没找到。国军鼓励市民出城，共军把他们又赶回来，成群的人跪在共军的阵地前哭号哀求，最后死在“无人地带”，——惨无人道的地带。那时国际间没有一声谴责，南方的学生还一个劲儿向国民政府“反饥饿”！
那时共军规定，国军官兵如果带枪出城，交枪可以放人。有一位连长以手枪换路条，连夜过沈阳出山海关，投奔“上校爷爷”。他面色青白，语音如垂危病人，演戏说话有“气音”，气胜于音，以气代音，这位连长用气音说话，有气其实无气，没有“士气”，看见了他，我才明白什么是士气。他常常深夜梦中痛哭，哭声倒是很大，惊醒众人。
连长告诉“上校爷爷”，军中缺粮，国军空投接济，粮袋落下来，各部队派人抢米，自相残杀。他说天天看见老百姓饿死，长官还要派他到民家搜粮，“只要他们不派我去抢老百姓的粮食，我不会逃跑。”他说城门以外，共军阵地以前，老百姓的尸体带状分布，好像给两军画出中线，这是因为垂死的老百姓出城以后，既无法通过共军的封镇，又不准再回到城内，多次往返奔波，再也无力支持。气息奄奄的婴儿睁大眼睛看他，在路上看他，也在梦中看他。
连长说，共军士兵看见饥民跪拜痛哭，也流下眼泪，但是他们坚决执行命令，饥民不听话，照样开枪打，他也看见带伤流血的尸体。他说共产党真厉害，怎么能把兵训练成那个样子，“人民的军队爱人民”，多年的训练可以一夕翻转，执行任务时可以违反原则，违背良心。他说国军官兵无论如何办不到，格老子伤阴德，老子不干，他会偷偷的放过饥民，或者自己偷偷的跑掉。他说黄泛区会战的时候，共军用“人海战术”进攻，死伤太多，国军打到手软，射手把机枪往地上一丢：“老子不打了！”连长掏出手枪，指着射手的太阳穴，射手扑通跪下：“连长你枪毙我吧！”射手哭了，连长也哭了，说着说着“他”泪流满面，他就是那个连长。
我也流下眼泪，我的眼泪冰冷，手指发麻。世界太可怕了，这要多大本领的人才配站在世界上，像我这样一个人凭什么能够存活。天崩地坍，我还有什么保障，平素读的书，信的教，抱的理念，一下子灰飞烟灭。我是弱者中的弱者，惟一的依靠是有权有势的人也有善念，欺善怕恶的人也有节制，可是命运给我安排的是什么！很久很久，我的心不能平静下来。
我觉得，消灭长春的国军，林彪的办法比毛泽东的办法好，毛这样做”毫无必要”。后来才知道他有必要，他这一招吓坏了傅作义。一九四九年初，共军包围北平，傅作义恐惧长春围城重演，接受“局部和平”，二十五万大军放下武器。世人都说北京是古都，必须保护文物遗产，以免毁于炮火。毛和傅都心里明白，文物遗产，一定无恙，只是再饿死几十万人，这是土法炮制的“中子弹”，傅作义的投降宣言：“以我一人之毁灭，换取数十万人之新生，”要从这个角度解读。
长春围得久，东北垮得快，我们身不由己、脚不点地，离东北越来越远，长春围城的消息刺激甚深，围城的详情所知无多。直到一九九一年读到张正隆写的《雪白血红》，他以四十二页的篇幅写长春围城饥饿惨象，前所未见。古人所写不过“罗雀掘鼠”、“拾骨为爨、易子而食”，张正隆以现代报导文学的手法，用白话，用白描，用具体形相，为人间留信史、留痛史，有此一章，《雪白血红》可以不朽，有此一书，张正隆可以不朽。此书从中共的角度全面扫瞄东北内战，除了功勋显赫，也暴露了恶行重大，既揭开中共文宣的粉饰，也洗去反共文宣的涂抹。它显示伟大的功业与卑鄙的行径有某种共生关系，人类历史的进展，很可能是上帝和魔鬼相辅相成，视野辽阔，寄托深远。有人问我，写内战的书这么多，到底该看那一本，我说如果“只看一本”，就看《雪白血红》。
▌华北战役的序曲
长春围城对我的影响，好比波兰亡国对丘吉尔的影响。一九四四年，波兰在希特勒控制之下，波兰的“乡土军”追求独立自由，配合苏联红军的攻势，进行“华沙暴动”。乡土军起事以后，斯大林按兵不动，坐视纳粹军队消灭波兰的武装，六十三天后，“乡土军”溃败，波兰受难者多达二十万人，希特勒下令把华沙“夷为平地”。这件事“吓坏了”英国首相丘吉尔，他断定无法跟苏联共谋天下大事，这才出现了日后的“冷战”。
我在秦皇岛国军的后勤单位服务，我们做的最后一件事：收容东北溃散的官兵。我的老同学袁自立找到我。我带他理发、洗澡、换衣服、安排工作，他告诉我沈阳怎样不守，东北行辕主任卫立煌先坐飞机出走，沈阳市瘫痪在地上，等解放军收拾。他星夜疾走八百里，穿越战场，国军炸毁了大凌河的铁桥，但没有完全炸断，他攀住弯曲的铁梁匍匐而过，解放军围困锦州，挖了许多壕沟，他跳下去再爬出来。沿途多少死尸、野狗、废炮，空中飞舞盖好了大印的空白公文纸。
秦皇岛和葫芦岛是东北国军的补给港，东北既已不守，两港随即放弃，秦葫港口司令部撤销，我和袁自立寄身的联勤补给单位调往塘沽，考其时为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前一天，驻守山海关的国军撤到秦皇岛会合，二十四日黎明时分，全部到码头登船。我从未到港口观赏海景，这天站在甲板上迎晨曦朝阳，我才看到古人吟咏的“漫言此后难为水，试看当前不辨天”。
回到码头，正值港口司令部派兵搜船，搜出一些穿军服的少女来，她们每人都爱上一个青年军官，难分难舍，军官的同事们掩护她们上船同行，家长发现女儿失踪，跑到港口司令部投诉。她们虽然换上军服，但是军帽盖不住长发，加上身裁曲线，一眼就可以认出来。军法无情，码头上一片抽泣之声，女儿哭泣，女儿的母亲哭泣，青年军官也擦不完眼泪。今天想想，“地老天荒，堪叹古今情不尽！”那时我心肠硬，只觉得军纪废弛到这般地步，没人顾虑集体的安危，怎么不怕中共的地下党带着炸弹来！
当时傅作义拒绝南撤，防守天津的陈长捷说，傅先生不走我也不走，于是我们带着大批粮食和弹药向天津出发。我们听到的判断是：东北共军需要整补，中共需要消化战果稳定后方，空军天天侦察，不见部队调动的迹象。共军大约要三个月到六个月才可以发动华北战役，他们要先打山海关，天津和北平这两个名城重镇大约可以坚守一年。
那时机关部队领到经费，先拿去投资进货，三天五天以后货物涨价几倍，他卖掉货物再发员工薪水，稳赚一大笔钱。汇兑也是这样，我领到薪水送进银行，银行里的某一个人，先把汇款并入他的资金投资周转，一两个星期以后再汇出去；对方银行收到了钱，也有那么一个人先拿去投资周转，一两个星期以后再通知我父亲，这时候那点钱就成了废纸。咳，“人为财死”，而我只是为了一迭废纸。
多年后，一位在南京参谋本部参与情报作业的某将军告诉我，那时国军根本没有从东北来的情报，只能凭空军侦察，共军白天宿营，夜间行军，越过长城，瞒过空军。华北国军只注意山海关，根本忘了长城有很多缺口可以通行，自古以来，长城从未挡住入侵的军队。解放军入关以后，悄悄埋伏在乡村里，监视天津塘沽，“一面包围、一面休整。”
我沿途看见结婚的礼车来来去去，看见这里那里都有承办喜筵的馆子，悬灯结采，贺客盈门，只是不准放鞭炮。眼看天变地变，他们赶快儿娶女嫁，了却心头一分牵挂。我想起“末日来临的时候，人们照样又吃又暍，又嫁又娶。”人行道旁，难民牵着小女孩行乞，对过往行人作揖哀求，我在沈阳秦皇岛见过许多，现在反应没那么强烈，只希望他们也遇见天使。
▌陈长捷死守天津傅作义商谈投降
我们借用的洋房很坚固，地下室很深，看样子我们要准备忍受大炮轰击。不久，外围据点开始交火，天津塘沽之间的路切断了！我们各部门业务清闲，只有管军粮的王少校加倍忙碌，几乎每天都有野战部队上门领粮，每次都发生激烈的争吵。陈长捷真想久守，他规定每次只能发一个星期的主食，他的想法是，有战斗就有伤亡，各部队的人数就会减少，每个星期照实有的员额发粮，天津存粮就可以多支持一些日子，他要求部队长和补给单位“核实”。可是各部队领粮的单据上永远有那么多官兵，王少校质问他们：“你的兵难道一个也不死？一个也不逃？”对方回答他：“必死不死，幸生不生，别以为你在后方就能长命百岁！”伸手抚摸佩带的手枪，公然恐吓。起先王少校硬顶着，最后踪影不见，他了解战况，捏住分寸，再过两天，解放军进城，一了百了。
从来没有人为了弹药争多争少，那时候弹药不能变钱。白花花的大米纵然不是金子也是银子，部队长都想多控制一些粮食，兵凶战危，王少校公事公办也就罢了，何必挡他们财路？原来那时补给单位也有私心，他们也想尽量把粮食控制在自己手里，所以对陈长捷的规定热心执行。那时为了减少战时损失，也为了运补方便，军粮分散寄存在几家粮栈里，城池一日一失守，公粮不必报销，粮栈老板算是进了一批便宜货，他立刻把“成本”付给某一个人，收款人当然不是王少校，当然也不是联勤总部。那时部队长、补给单位、粮栈商人，他们彼此有默契，天津很快就会“沦陷”，鬼才相信你能守半载一年。
一月五日，天津保卫战开始，外围重要据点灰堆，北仓、东局子、张贵庄，纷纷失守。灰堆守军四千人，防守七个小时，好像“弹药堆积所”里堆的不是子弹，是“灰”。东局子像个赌场，开局坐庄后马上赔光。共军炮兵向城中射击，弹道画破空气，发出刺耳的啸声，我们席地而卧，全身的神经接受震动，轻轻呼吸硝烟的气味。想起在北戴河抽签，抽到“昨日云，今朝雷，明晚霞”，签语灵验？这就是那“雷”了！
夜晚，东西南北都有信号弹冲天而起，报纸说共谍向炮兵指示目标，没说守军布线搜捕任何人。信号弹没法掩饰，发射信号弹的人又怎能掩藏，捉人应该容易，那时国军士气低落，谁也不想跟中共结怨，“人情留一线，日后好相见。”美国上将马歇尔来华调停国共冲突，助长了这种倾向，东北崩溃，人心悲观，“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有一天，市内出现共军的传单，报纸把传单的文句写入新闻，全注销来。公然为中共宣传！
一月十四日，共军对天津市区发起总攻，这时天津已是“剥了皮的橘子”。天津市地形狭长，北部、防守的兵力强，南部、防卫工事强，共军由中部攻入，将天津市斩为两段。以平津之战为题材，中国大陆摄制了剧情片，电影描述，守军司令官陈长捷一再使用无线电话呼救，上级总是告诉他“援军马上就到”，实际上并没有什么援军，最后一次，陈长捷听到同样的答复，丢下听筒，哈哈狂笑，笑声凄厉。那时国军顾此失彼，上级常常用“援军马上就到”让下级望梅止渴，可是天津并没有演出这一幕，陈长捷知道不可能有援军，他从未倚赖援军解围。后来的报导说，陈长捷惟一的怨言是：傅作义一面命令他坚守，一面暗中和中共商谈“投降”。他怎会不知道“兵不厌诈”也包括对自己的部下？他被俘，大赦，事隔多年，见到传作义，还说出怨言。
不日，我成了“蒋匪军”的被俘官兵。我本是冒名顶替的一个上尉，如果是马克吐温，他会说：“不知道那天被俘的究竟是不是山东临沂的王鼎钧，也不知道今天写自传的究竟是不是河北徐水的王鹤霄。”我可没有那份俏皮轻松，中共的官方资料说，解放天津，”全歼”守军十三万人。“歼”的意思是“杀尽”，从那一天起，我们已是死人，是虽生犹死的人，是该死没死的人。
（节选自王鼎钧回忆录有删节）
延伸阅读 龙应台笔下的长春围城令人不寒而栗
我这才知道，喔，长春人自己都不知道这段历史了。
这，又是为了什么？
帮我开车的司机小王，一个三十多岁的长春人，像听天方夜谭似地鼓起眼睛听我说起围城，礼貌而谨慎地问：“真有这回事吗？”然后掩不住地惊讶，“我在这儿生、这儿长，怎么从来就没听说过？”

文|龙应台
决定去一趟长春，因为长春藏着一个我不太明白的秘密。
最晚的班机，到达长春已是五月十三日凌晨一时。即使是深夜，即使昏暗的街灯照在空旷无人的广场上，看起来有点辽阔、冷落，你还是看得出长春与众不同。宽阔的大道从市中心四面八方辐射出去，广场特别多，公园特别大；如果你曾经走过莫斯科，走过柏林，走过布达佩斯，长春给你的第一印象就会是，嗯，这个城市有首都的架势、京城的气派。
长春的五月，风还带着点凉意，抱着孩子的母亲，把围巾绕在孩子脖子上，孩子迎风露出来的小脸，像北方的苹果。我站在人民广场的边边，仰头看着广场中心那个高耸的碑。

“苏联红军烈士纪念碑”
二十七米半高的花岗岩石碑伸向天空，顶端，是一架战斗机，俯视着整个城市。碑的底部中俄文并列，中文写的是“苏军烈士永垂不朽”，落款是“长春市各界人士”。俄文刻着二十三个名字，是苏军在进攻东北的行动中牺牲的飞行员。苏联红军在一九四五年八月九日进军东北，占领城市之后最早动手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在哈尔滨、长春、沈阳等等城市的要冲，兴建“苏联红军烈士纪念碑”。

一九四五年八月，在接受日本人统治十四年之后，当苏联红军以“解放者”的姿态进城，并且在长春和沈阳中心建起那些高大的战机、坦口克纪念碑时，长春和沈阳的人是带着什么样的心情在那纪念碑上落款，说“长春各界人士”共同纪念？事实上，在纪念碑落成、“长春各界人士”在向红军致敬的同时，红军正在城里头烧杀掳掠。
那一年冬天，二十一岁的台北人许长卿到沈阳火车站送别朋友，一转身就看到了这一幕：
沈阳车站前一个很大的广场，和我们现在的(台北)总统府前面的广场差不多。我要回去时，看见广场上有一个妇女，手牵两个孩子，背上再背一个，还有一个比较大的，拿一件草席，共五个人。有七、八个苏联兵把他们围起来，不顾众目睽睽之下，先将母亲强口暴，然后再对小孩施暴。那妇女背上的小孩被解下来，正在嚎啕大哭。
苏联兵把他们欺负完后，叫他们躺整列，用机关枪扫射打死他们。
许长卿所碰见的，很可能是当时在东北的日本妇孺的遭遇，但是中国人自己，同样生活在恐惧中。
一九四五年的冬天，于衡也在长春，他看见的是，“凡是苏军所到之处，妇女被强口奸，东西被搬走，房屋被放火烧毁”，不论是中国还是日本的妇女，都把头发剪掉，身穿男装，否则不敢上街。所谓“解放者”，其实是一群恐怖的乌合之众，但是，人民不敢说，人民还要到广场上他的纪念碑前，排队、脱帽，致敬。
长春围城，应该从一九四八年四平街被共口军攻下因而切断了长春外援的三月十五日算起。到五月二十三日，连小飞机都无法在长春降落，一直被封锁到十月十九日。
这个半年中，长春饿死了多少人？
围城开始时，长春市的市民人口说是有五十万，但是城里头有无数外地涌进来的难民乡亲，总人数也可能是八十到一百二十万。
围城结束时，共口军的统计说，剩下十七万人。你说那么多“蒸发”的人，怎么了？
饿死的人数，从十万到六十五万，取其中，就是三十万人，刚好是南京大屠杀被引用的数字。

我百思不解的是，这么大规模的战争暴口力，为什么长春围城不像南京大屠杀一样，有无数发表的学术报告、广为流传的口述历史、一年一度的媒体报导、大大小小纪念碑的竖立、庞大宏伟的纪念馆的落成，以及各方政治领袖的不断献花、小学生列队的敬礼、镁光灯下的市民默哀或纪念钟声的年年敲响？
为什么长春这个城市不像列宁格勒一样，成为国际知名的历史城市，不断地被写成小说、不断地被改编为剧本、被好莱坞拍成电影、被独立导演拍成纪录片，在各国的公共频道上播映，以至于纽约、莫斯科、墨尔本的小学生都知道长春的地名和历史？三十万人以战争之名被活活饿死，为什么长春在外，不像列宁格勒那么有名，在内，不像南京一样受到重视？
于是我开始做身边的“民意调查”，发现，这个活活饿死了三十万到六十万人的长春围城史，我的台湾朋友们多半没听说过，我的大陆朋友们摇摇头，说不太清楚。然后，我以为，外人不知道，长春人总知道吧；或者，在长春，不管多么不显眼，总有个纪念碑吧？
可是到了长春，只看到“解放”的纪念碑，只看到苏联红军的飞机、坦口克车纪念碑。
我这才知道，喔，长春人自己都不知道这段历史了。
这，又是为了什么？
帮我开车的司机小王，一个三十多岁的长春人，像听天方夜谭似地鼓起眼睛听我说起围城，礼貌而谨慎地问：“真有这回事吗？”然后掩不住地惊讶，“我在这儿生、这儿长，怎么从来就没听说过？”
但是他突然想起来，“我有个大伯，以前是解放军，好像听他说过当年在东北打国民党。不过他谈往事的时候，我们小孩子都马上跑开了，没人要听。说不定他知道一点？”
“那你马上跟大伯通电话吧，”我说，“当年包围长春的东北解放军，很多人其实就是东北的子弟，问问你大伯他有没有参与包围长春？”
在晚餐桌上，小王果真拨了电话，而且一拨就通了。电话筒里大伯声音很大，大到我坐在一旁也能听得清楚。他果真是东北联军的一名士兵，他果真参与了围城。
“你问他守在哪个卡子上？”
小王问，“大伯你守在哪个卡子上？”
“洪熙街，”大伯用东北口音说，“就是现在的红旗街，那儿人死得最多。”
大伯显然没想到突然有人对他的过去有了兴趣，兴奋起来，在电话里滔滔不绝，一讲就是四十分钟，司机小王一手挟菜，一手把听筒贴在耳朵上。
一百多公里的封口锁线，每五十米就有一个卫士拿枪守着，不让难民出关卡。被国军放出城的大批难民啊，卡在国军守城线和共军的围城线之间的腰带地段上，进退不得。尸体横七竖八地倒在野地里，一望过去好几千具。
骨瘦如柴、气若游丝的难民，有的抱着婴儿，爬到卫士面前跪下，哀求放行。“看那样子我也哭了，”电话里头的大伯说，“可是我不能抗命放他们走。有一天我奉命到二道河去找些木板，看到一个空房子，从窗子往里头探探，一看不得了，一家老小大概有十个人，全死了，躺在床上的、趴在地上的、坐在墙跟的，软绵绵扑在门槛上的，老老小小，一家人全饿死在那里。看得我眼泪直流。”
林彪在五月中旬就成立了围城指挥所，五月三十日，决定了封锁长春的部署：（一）……堵塞一切大小通道，主阵地上构筑工事，主力部队切实控制城外机场。（二）以远射程火力，控制城内自口由马路及新皇宫机场。（三）严禁粮食、燃料进敌区。（四）严禁城内百姓出城。（五）控制适当预备队，沟通各站联络网，以及时击退和消灭出击我分散围困部队之敌人。（六）要使长春成为死城。
共军激励士气的口号是：“不给敌人一粒粮食一根草，把长春蒋匪军困死在城里。”十万个共军围于城外，十万个国军守于城内，近百万的长春市民困在家中。不愿意坐以待毙的人，就往外走，可是外面的封口锁在线，除了炮火器械和密集的兵力之外，是深挖的壕沟、绵密的铁丝网、危险的高压电网
伊通河贯穿长春市区，草木葱茏，游鱼如梭，是一代又一代长春人心目中最温柔的母亲河，现在每座桥上守着国民党的兵，可出不可入。下了桥，在两军对峙的中间，形成一条三、四公里宽的中空地带，中空地带上尸体一望无际。
到了炎热的七月，城内街上多有弃尸。眼睛发出血红的凶光、瘦骨嶙峋的成群野狗围过来撕烂了尸体，然后这些野狗再被饥饿的人吃掉。
于祺元是《长春地方志》的编撰委员，围城的时候只有十六岁，每天走路穿过地质宫的一片野地到学校去。野地上长了很高的杂草。夏天了，他开始闻到气味。忍不住跟着气味走进草堆里，拨开一看，很多尸体，正在腐烂中。有一天，也是在这片市中心的野地里，远远看见有什么东西在地上动。走近了，他所看见的，令他此生难忘。
那是被丢弃的赤裸裸的婴儿，因为饥饿，婴儿的直肠从肛门拖拉在体外，一大块；还没死，婴儿像虫一样在地上微弱地蠕动，也不会哭了。
于祺元出生那年，满州国建国，父亲做了溥仪的大臣，少年时期过着不知愁苦的生活，围城的悲惨，在他记忆中因而特别难以磨灭。
“围城开始时，大家都还有些存粮，但是谁也没想到要存那么久啊，没想到要半年，所以原来的存粮很快就吃光了。城里的人，杀了猫狗老鼠之后，杀马来吃。马吃光了，把柏油路的沥青给刨掉，设法种地，八月种下去，也来不及等收成啊。吃树皮、吃草，我是吃过酒曲的，造酒用的曲，一块一块就像砖似的。酒曲也没了，就吃酒糟，干酱似的，红红的。”
“酒糟怎么吃？”
“你把糟拿来，用水反复冲洗，把黏乎乎那些东西都冲洗掉，就剩一点干物质，到太阳底晒，晒干了以后，就像荞麦皮似的，然后把它磨碎了，加点水，就这么吃。”
有一片黄昏的阳光照射进来，使房间突然笼罩在一种暖色里，于老先生不管说什么，都有一个平静的语调，好像，这世界，真的看得多了。
我问他，“那么──人吃人吗？”
他说，那还用说吗？
他记得，一个房子里，人都死光了，最后一个上吊自尽。当时也听见过人说，老婆婆，把死了的丈夫的腿割下一块来煮。
一九四八年九月九日，林彪等人给毛折东发了一个长春的现场报告：
饥饿情况愈来愈严重，饥民便乘夜或于白昼大批蜂拥而出，经我赶回后，群集于敌我警口戒线之中间地带，由此饿毙者甚多，仅城东八里堡一带，死亡即约两千。不让饥民出城，跑出来者要堵回去，这对饥民对部队战士，都是很费解的。饥民们对我会表不满，怨言特多。说，“八路见死不救。”他们成群跪在我哨兵面前央求放行，有的将婴儿小孩丢了就跑，有的持绳在我岗哨前上吊。
在这场战役“伟大胜利”的叙述中，长春围城的惨烈死难，完全不被提及。“胜利”走进新中国的历史教科书，代代传授，被称为“兵不血刃”的“光荣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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