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瑶萱元代辽阳行省境内的契丹、高丽、色目与蒙古-内蒙古草原文化保护发展基金会

作者: admin 　发布: 2019-03-30　分类:全部文章　阅读: 211次

张瑶萱元代辽阳行省境内的契丹、高丽、色目与蒙古-内蒙古草原文化保护发展基金会

张瑶萱

自古以来，东北地区即为多民族聚居地区，但是在不同历史时期，由于各民族的频繁迁徙与相向对流以及随之而来的自然融合或强力揉合，使得居住在这一地区内的民族成员及其分布地域不断有所变化。元代于东北设置辽阳行省，在这个民族关系动荡变革比较剧烈的时代里，辽阳行省境内各少数民族的成份与分布，同样也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这主要反映在以下几个方面：
行省境内增加了一些前所未有的新的民族成员，如原居于我国西、北部或中亚地区属于突厥语族、藏缅语族或伊朗语系的某些民族，其部分族众先后进入了辽阳行省境内；
蒙古族的居地向辽阳行省的西部与中南部迅速扩展，部分蒙古族的足迹甚至远抵日本海及鄂霍茨克海沿岸，因而行省境内的蒙古族人口数量空前增加；
土著东北、分布地域亦较广阔的女真族，与辽金两代比较，人口呈现急剧锐减趋势，居住地域亦向东北方向有所退缩；
部分高丽族自东南方向再度入居辽东腹地。原居行省西南部的契丹族一度迁曲南迁，旋又相继返回西喇木伦河流域及其以南地区，并逐渐融入蒙族与汉族之中。
关于辽阳行省的女真、吉里迷以及骨嵬等族，笔者已于另文有所阐述，这里拟就契丹、色目、高丽、蒙古等族再作粗浅探讨，以期于元代辽阳行省境内的各少数民族有一个比较全面的总体认识。
契丹族的活跃与消失
据《元史》记载，辽西之北部至西喇木伦河流域，元初居住有契丹、奚、霫、白霫等族，如谓“金源契丹九万余众”①，“略地奚、霫”，②“镇抚白霫诸郡”，③等等。但是，元史的记载与历史事实不尽相符，因为到了元代，在上述地区内已不存在奚、霫等族，而白霫则从未进入东北地区之内。
史载，契丹为“鲜卑之遗种”，④奚（库莫奚）为“东部胡宇文之别种”，⑤两部一度隶属于宇文鲜卑。北魏登国三年（338年），拓跋珪北征之际，契丹与奚相继“逃遁”，契丹移居于弱洛水（西喇木伦河）流域东部，奚居其西，自此契丹“与库莫奚分背”，各自为部。⑥及至辽代，契丹强大，奚之各部先后归附于辽，并逐渐与契丹融合为一，统称契丹。霫则为“匈奴之别种”，⑦原居于弱洛水之北，南与契丹、奚相邻，习俗与契丹相近。至唐，霫南迁于弱洛水之南，并入奚部，隋唐及辽代文献中已习以奚霫连称，视为一族，故元代不应有独立之霫族存在。
至于白霫，原为铁勒十五部之一，⑧居于郁督军山（今蒙古抗爱山）地区，与霫并无关系，更非同族，亦不曾进入西喇木伦河流域。只是由于《新唐书》误以白霫即霫,⑨后人遂或相沿传讹，谓“霫亦东部胡种，一名白霫”，⑩前人对此已有详确考论，此处不再赘述。（11）《元史》之于辽西以北地区载有白霫，元末利州（今辽宁喀左东）人李察之自称“白霫”，皆系沿《新唐书》之讹。实际上《元史》所载之奚、霫、白霫，一般情况下均指契丹而言。
辽亡后，在金代女真统治者严密控制下，沉寂了百余年的契丹族，于蒙古汗国年间再度活跃起来。相当一部分契丹人在金代始终不曾屈服于金人的统治，一些契丹首领“不食金禄，率部远徙”（12）。因此，当蒙古崛起，金廷风雨飘摇之际，一向持“辽金世仇”观念的契丹人蜂涌而直，疾呼“为国复仇，此其时也”。（13）其中，声势最大的是契丹人耶律留哥，他“仕金为北边千户”。成吉思汗起兵蒙古草原，“金人疑辽遗民有他志，下令辽民一户以二女真户夹居防之。”（14）在民族歧视与高压政策日趋严重的形势下，耶律留哥叛金北逃。公元1212年，耶律留哥于隆安、韩州之间聚众抗金，后与耶的率领的另一支契丹队伍联合，契丹族之趋集者“众至十余万”。（15）公元1213年，在六十万金军的压力下，耶律留哥被迫往附蒙古，取得了蒙古的支持，自称辽王，建号元统。与耶律留哥不相先后投附蒙古的契丹人还有许多，其中比较著名的山：曾蒙成吉思汗召见的耶律楚材（16）；桓州契丹人耶律秃花之“率众来归”（17）；霸州契丹人石抹孛迭儿之投附木华黎军（18）；在金代“深自藏匿，居北野山”的石抹也先，闻成吉思汗起于朔方，“匹马来归”（19）；移剌捏儿，“金以为参议、留守等官，皆辞不受”，闻蒙古兵起，遂投成吉思汗（20）。但是，集聚了绝大部分契丹人的还是耶律留哥的队伍。
公元1211年，者别等率蒙军第一次进军东北，“征辽西，下平滦、白霫诸城”，并以塔本“镇抚白霫诸郡”（21）。这是蒙古帝国对契丹族地区的第一次控制，但为时不久，旋即退出。公元1213年，哈撒儿等第二次率蒙军进入东北，与耶律留哥的契丹军建立了联系。公元1214年，耶律留哥大败金辽东宣抚使薄鲜万奴于归仁之北，契丹军遂踞咸平及旁近州县，并以咸平为其中京。公元1214年，木华黎第三次率蒙军进兵东北，“略地奚、”霫，占据了当时契丹人的主要聚居区，即今内蒙巴林左旗至今辽宁建平、朝阳之间的广阔地区。同年之末，蒙国进抵大宁，金人固守不降，木华黎以重兵困之。翌年二月，城中契丹守军首先“斩关”出降，使蒙军得以攻克大宁。契丹人的率先归附，耶律留哥队伍对金兵力量的牵制，是蒙军能够顺利进军东北的重大助力。进军东北，动摇金的统治基地，这一重要战略思想也是由契丹人石抹也先首先提出的，他向成吉思汗指出：“东京为金开基之地，荡其根本，中原可传檄而定也。”（22）
耶律留哥的“十余万”人马，集中了当时契丹族的绝大部份成员，但不久队伍出现了内讧，导致了契丹族的一次大迁徙、大离散。公元1215年，耶律留哥入觐成吉思汗，离开辽东，属下耶厮不、乞奴、金山等人趁机控制了留在辽东的契丹族众，于澄州（今辽宁海城）树帜自立，建国曰辽，改元天德，时为公元1216年。耶律留哥闻讯，在蒙军的支持下急返辽东，乞奴等率“契丹九万余众窜入高丽”， 耶律留哥仅得追回其兄独剌、其妻姚里氏所属之二千户契丹部众，西返途中复招抚懿州、广宁一带散居的契丹人，然后“徙居临潢府（23）”。这样，在此后的十余年中，契丹族的主体部份被分成了两部：其中十分之一重新聚居于以临潢为中心的西剌木伦河流域，十分之九东迁进入朝鲜半岛境内。
进入高丽境内的契丹军，由于四处窜扰，恣意掳掠，遭到高丽军的堵截追杀，加上乞奴等人不断内讧，自相火拚，所以人员损失颇为惨重。公元1218年，蒙古军入高丽，进讨契丹叛军。1219年初，契丹叛军败，隆者五万余人，蒙军“徙其民于西楼”，归之于耶律留哥统领。与此同时，有七百余契丹男女为高丽所俘，高丽“以契丹俘虏分送州县，择闲旷地居之，量给田土，业农为民，俗呼为契丹场（24）”。此外，仍有一部份契丹人继续流散于各地。公元1230年，耶律留哥之子薛阇干，随蒙军东征高丽，再“收其父遗民”，移于广宁。自此以迄公元1237年，薛阇干叠次随征高丽、东夏，总计“复户六千有奇（25）”。至此，1216年流窜高丽的九万余契丹人，除一小部份留居朝鲜半岛，部份伤亡者外，大部又先后回居于广宁至西喇木伦河流域。
蒙古汗国年间以迄元衩，契丹族的分布，东起宁昌路，西止上都路东部，南抵广宁府路及大宁路的北部。在这一广阔地区内“辽霫户（即契丹人户）不下数万”，（26）大宁在当时享有“霫都”之称（27）。这一地区在蒙族南下之后，成为蒙族聚居比较集中的地区。如“上都路，唐为奚、契丹地”，“元为札剌儿部、兀鲁郡王营幕地（28）”；辽西的北部至西喇木伦河间是蒙古“诸王、田婿分地所在”。（29）公元1227年，辽王耶律薛阇干撤藩，成吉思汗改以别勒古台“镇广宁，辖辽西，”，“后以地远，迁至临潢，立总管府。公元1236年，太宗窝阔台以广宁府民户赐别勒古台（30），从此该地契丹人户大都成了蒙古贵族的民户。
留居高丽“契丹场”的契丹人，由于人数不多，居地分散，并从游牧改为务农，所以最后逐渐变成了高丽族的一部分。此外，在辽东地区还有部分契丹人被编入军队，如彻里贴木儿所部的辽东乡军中，即有契丹族成员。（31）
总的看来，在辽阳行省内，契丹族的再度活跃仅仅是在蒙古汗国至元初年间，世祖忽必烈以后则鲜见有关于契丹人活动的记载，这表明在元中叶左右，契丹族基本上已融合到其他民族之中，主要是与蒙族融成了一体。当然，其后“辽霫”一名偶而亦有使用，如洪武三年（1370）朱元璋诏辽阳行省宫员敕谕，有“独辽霫一隅”之语（32）。不过。这里的“辽霫”已是地域名称，而且实际上活动在这里的人群已经是元丞相也速等“故臣遗老”的蒙古部落。所以，朱元璋对“辽霫”一词的使用。恰好说明契丹族早已完全融入了蒙古族之中。
辽东腹地之高丽族
自公元427年高句丽迁都今之平壤，离开了辽东地区东部之后，经过了八个世纪左右，部分高丽族再度迁入了辽东地区，其中大部居于辽阳、沈阳等地，不部分居住于鸭绿江以西地区。
高丽族之入居辽东，规模较大的先后有三批。窝阔台三年（1231）八月，蒙将撒礼塔等东征，洪福源率高丽部民一千五百户降于蒙军。（33）翌年（1232），高丽王王[转载]元代辽阳行省境内的契丹、高丽、色目与蒙古叛，“劫洪福源家”，洪福源“请领其民迁居东京”，于公元1233年“尽以所招集北界之众来归”，居于“辽阳、沈阳之间”。（34）因为其时沈阳城已废于兵火，实际上主要居住于辽阳附近。高丽国王对洪福源的降蒙采取了严酷的报复措施，“擒其父大纯、弟百寿及其子女，悉徙余民于海岛”，（35）但洪福源率领迁入辽东的高丽族众，至少仍在一千五百户以上，因为其中除了原有的编户外，还包括“所招集北界之众”。
其后，蒙古统治者继续招谕反对高丽国王的高丽人前来归附，并准“与洪福源同于东京居之”。（36）窝阔台十年（1238），高丽人赵玄习、李元佑率二千人降于蒙古，迁居辽阳，受洪福源节制。（37）在赵玄习等人的招引下，不久又有零星高丽人众来居辽阳，元“待之如玄习焉”。（38）第一批一千五百多户，每户以五人计，约七八千人，加上第二批二千余人，则此时居于辽阳地区的高丽族已在万人上下。
第三批入居辽东腹地的是高丽世子王所领高丽部民。窝阔台十三年（1241），王[转载]元代辽阳行省境内的契丹、高丽、色目与蒙古入质蒙古。中统四看（1263），市丽举国降附，蒙古以王[转载]元代辽阳行省境内的契丹、高丽、色目与蒙古为安抚高丽军民总管，“分领两千余户，现沈州”。（39）其中属于王[转载]元代辽阳行省境内的契丹、高丽、色目与蒙古原有的部民为一千三百户。（40）实际上“立沈州，以处高丽降民”，于至元三年（1266）始最后落实。（41）如仍以每户五人约略计之，则王[转载]元代辽阳行省境内的契丹、高丽、色目与蒙古在沈州所统高丽族众亦在万人左右。这样，辽、沈两地共有高丽族约四千户、两万人。元末，辽阳、沈阳两路共有钱粮户8891户，（42）其中高丽族至少占一半左右。最初辽、沈两地各设一安抚高丽军民总管，元贞二年（1296）“并两司为沈州等路安抚高丽军民总管府，仍治辽阳故城，辖总管五、千户二十四、百户二十五”。
除上述三批规模较大的迁居者外，还有一些高丽族也先后进入了辽阳行省境内。首先是在金元之际自己逃入辽阳行省，或者被蒙军俘入辽阳行省的高丽族众。这些高丽民众或者散居各地，或者被编为辽阳行省的乡军，如至元年间彻里铁木儿所部有高丽军；（43）大德元年（1297），“以阇里台隶新附高丽、女直、汉军居沈州”；（44）延佑三年（1316），部分高丽军被派往滨州、辽河、庆云、肇州等地屯田。（45）逃入或被俘至辽阳行省的高丽人，其中相当一部分后来又被遣返回到高丽，如中统元年（1260），蒙古归还高丽之“逃虏人四百四十余户”（46）；至元二十一年（1284），辽阳行省官员推刷高丽民之“逃入双城者”。（47）大德元年（1297），元自辽阳路推刷1259年以来高丽“被掳及流民归之，凡三百五十户”。（48）仅有数字可计的前后即近八百户，可见被俘者及逃亡者并非少数。
其次，还有部分高丽民户，是高丽国王奉元廷之命，安置到辽阳行省境内的。至元十六年（1279），高丽应元廷要求，“于沈州、辽阳间置伊里干，徙诸道富民二百户居之，又于鸭绿江内置伊里干二所，所各一百户，以供朝聘役使”。（49）“伊里干”源自蒙语，在这里是聚落之意。这一部分高丽人主要是供元与高丽使臣往来使役之用。
综上所述，在这个时代里，迁居辽阳行省境内的高丽族，总数至少当有五千余户，接近三万人。《元史》地理志载，至顺年间辽阳行省在籍钱粮户总数为84765户，那么高丽族当占总户数的7%左右。这些高丽人主要分布于土质肥沃，适于农业发展的松辽平原南部，他们掌握有较高的农业生产技术，对于开发这里的土地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辽阳行省的高丽族基本是聚族而居，始终保持着自己的民族特点，直至元末沈阳城中仍保留有沈阳等路高丽军民总管府、总管高丽女直汉军都万户府等机构。（50）由于长期定居。这些高丽人已成为辽阳行省境内少数民族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尽管有些高丽人户后来又回了本国，如至正十九年（1359），中原战乱，辽东骚动，一些高丽人被迫东迁，《高丽史》记载：“先是本国亦有渡鸭绿江居者，以兵乱皆自还”。（51）不过，留居下来的仍然是大多数，所以到了明代，辽东地区的民族组成“华人十七，高丽土著、归附女直野人十三”，（52）在少数民族中，高丽族仍占有一定比重。
色目人进入辽阳行省
由于各民族的频繁迁徙所形成的民族对流运动，是东北古代史上非常活跃的一种现象。辽金以前，这种对流主要表现为南北之间的对流，即东北境内少数民族的持续南下仍至进入中原，中原内地汉族的不断北上入居东北。到了元代，这种对流呈现为有更多民族参加的、在更为广阔空间内进行的运动，不仅有南北之间的对流，还出现了大规模的东西之间的对流，即不仅有高丽族之入居辽阳行省，女真族之远至西北称海地区屯田，而且还有西北乃至中亚地区的一些民族万里迢迢进入辽阳行省境内，他们就是元代所谓的色目人。
色目人亦即各色各目之人，元代用以泛指西域各族。据《辍耕录》所载，元之色目人有三十一种，其中各族之名虽然不无重复或误漏，但亦足以见当时进入中原等地的西域民族确实是相当之多。
同内地比较，入居辽阳行省的色目人的种类与数量相对来说比较少，有关文献记载也十分贫乏。但是这一问题在东北少数民族的发展史上具有相当重要意义，它反映了这一时期民族关系发展的新特点，涉及到某些民族的发展源流等问题，因此我们仍然试图利用有限的史料，对色目人入居辽阳行省的情况作一个简单的勾勒。
（一）回回。宋代以前回回是回鹘、回纥的异写，所指为同一对象；到了元代，回回一名则用来泛指迁居中国境内信仰伊斯兰教的中亚各族以及波斯和阿拉伯人等，其具体民族成份比较复杂。至于回鹘、回纥，在元代专指畏兀儿。畏兀儿属突厥语族，“先奉之宗教为珊蛮教”，“其后皈依佛教”，“基督教亦曾流行于此民族中”。（53）从民族属与宗教信仰看，元代的回回与回纥明显属于不同民族。
蒙古汗国时期，回回已有入居东北地区者，其中最有名的人物是塔本。公元1211年，塔本随蒙军征辽西，以功“镇抚白霫诸郡，号行省都元帅。”（54）此外塔本子孙世居辽阳行省，并曾担任各种要职，如塔本之子阿里乞失铁木儿于元初为平滦路达鲁花赤，塔木之孙迭里威失曾任辽阳行省参知政事。（55）元初，大宁城“有西域人自称驸马，营于城外。”（56）这里的“西域人”显然指回回，既自称驸马，又率众驻于城外，人数当然不会太少。至治三年（1323），辽阳行省“答失蛮部”遭受风雹之灾，发生饥荒，元廷指令行省官员予以赈济。（57）“答失蛮”是伊斯兰修士一词的音译，元代也用来作为对伊斯兰教徒的泛称。在上述材料中，答失蛮明显是对伊斯兰教徒回回的别称。从蒙古帝国年间以迄元末，辽阳行省境内始终都有回回在活动，并且经常聚部而居。在入居辽阳行省的色目人当中，回回是唯一长期定居辽阳行省并保持了自己民族特点的一个。
（二）畏吾儿。此族原为铁勒东支诸部之一，史载“畏吾儿，突厥种”。（58）北魏时代，畏吾儿游牧于鄂尔浑河与色楞格河流域。据说畏吾儿率先归附于突厥乌古思汗，被赐以畏吾儿一名。畏吾儿是突厥语“联合和帮助”之意，或谓为蒙语“森林民”之意。（59）唐代畏吾儿迁于今新疆等地，成为“仅保天山之一小国”。（60）元代，畏吾儿又称作回鹘或回纥。
辽王塔察儿之傅撒吉思原居高昌（今新疆吐鲁番东部），为回鹘人。蒙古汗国时期，撒吉思与火鲁火孙分治黑山（今大兴安岭），山之北部归火鲁火孙治理，山之南部归撒吉思治理。忽必烈时代，撒吉思曾任北京宣抚使等要职。（61）撒吉思后人世居辽阳行省，元统元年（1333），撒吉思之孙答里麻曾为辽阳行省参知政事。（62）元初辽阳行省内畏吾儿族另一著名人物，为曾任辽阳行省丞相的廉希宪，他在东北的时间虽然不长，但其子孙仍有居辽阳行省者，如其子曾佥辽阳行省事。（63）元代入居辽阳行省的畏吾儿人数量不多，元以后鲜见记载。
（三）钦察人。此族为“突厥之游牧部落”，原“处黑海、太和岭、里海之北”，与康里等部为邻，斡罗思人把他们叫做波罗维赤，匈牙利和罗马人则称他们为库蛮。（64）钦察一名由“合不黑”一词派生出来，为突厥语“空心树”之意，据说其祖先是伊朗东部亦惕—巴剌黑部一个藏在树洞里的孩子，故以钦察自称。（65）钦察人多数信仰伊斯兰教，部分人信仰其督教。
至元二十六年（1289），元于辽阳行省设东路蒙古军上万户符，以钦察人伯帖木儿为上万户，“统钦察、乃蛮、捏古思、那亦勒等四千余户。”（66）可见钦察人为东路蒙古万户府所属军队重要组成部分之一，他们长期驻戍于辽阳行省。至顺二年（1331），元廷“赈辽阳东路蒙古万户府饥民三千五百户粮两月”。（67）可见，元后期东路蒙古万户府仍存在，所管户数变化也不太大。既以户论，足见士兵携其家眷驻于辽阳行省。但东路蒙古万户府所领钦察军具体数字不得其详。
（四）康里人。此族属突厥语族，原居于中亚巴尔喀什湖与咸海之间。康里为“古高车之后”。（68）突厥语称车子为康里。（69）据说突厥乌古思汗时代，康里部为汗的亲族之一，并以善造车子著称，故得康里之名。元后期，辽阳行省平章政事庆童为康里人（70）。至大三年（1310），元廷“发康里军屯田永平，官给之牛”。（71）这是人数较多的康里人入居辽阳行省的西南隅。
（五）阿速人。原居于咸海和里海以北地区，为伊朗语系游牧民族。窝阔台十一年（1239），阿速人随蒙古军队大批东迁，其中多数被编入军籍，先后组成阿速拔都军与阿速侍卫亲军。至元年间，阿速人口儿吉作为左卫阿速亲军都指挥使，曾率部分阿速亲军进入辽阳行省，参加平定乃颜、哈丹之乱。（72）至顺二年（1331），部分阿速军被派到辽阳行省“戍边”，元廷“命辽阳行省给其牛具粮食”。（73）说明这部分阿速人是携带家属，边戍守，边垦田，长期驻扎于辽阳地区。后来，留居在内蒙东部草原地区的阿速人成了蒙古右翼之一部，即拥有二万余众的阿苏特部。明初，阿速人的首领阿鲁台曾长期活跃于嫩江至辽西地区。
（六）斡罗思人。柯劭忞谓“斡罗思亦康里氏”，（74）似属突厥语族。柯说恐误，因为斡罗思人原居于伏尔加河以西地区，公元九世纪，斡罗思人鲁里克将第聂伯河以北、以东“诸斯拉夫民族征服，嗣后遂概称此种民族曰斡罗思人”（75），与突厥语族的康里人显非一族。有关斡罗思人在辽阳行省的记载很少，仅见于至顺二年（1331）一些斡罗思士兵携带家眷与阿速军一起至辽阳行省戍边、屯田。（76）此一记载说明，东北地区之出现俄罗斯族，不是如历来所说始于明末或清初，而是在元代。
（七）唐兀人。此即西夏党项族，蒙古族称他们为河西人或唐兀惕，属汉藏语系藏缅语族。辽阳行省见于记载者仅大宁路总管阔阔出为唐兀人。（77）
（八）乃蛮人。原居叶尼塞河流域，属突厥语族。辽金时代。乃蛮游牧于阿尔泰山与杭爱山之间。1218年，乃蛮人被并于蒙古，但元代文献仍以之入于色目人之中。辽阳行省见于记载者，为东路蒙古万户府所辖之乃蛮军户，参见前述钦察人有关部分，此处不再赘述。
除上述八个民族外，还有元代未入于色目人之列，居于中国北部的吉儿乞思等三族，也有部分族众迁居于辽阳行省境内，在此一并述之于下。
（九）吉儿乞思。兀速和憨哈纳思人。三者均属于阿尔泰语系突厥语族。“乞儿乞思和谦谦州为相邻的两个地区”，（78）吉儿乞思族原居谦河（今叶尼塞河）上游；兀速又作兀儿速或乌斯，居于叶尼塞河上游支流乌斯河流域，（79）即萨彦岭北万山之中；（80）憨哈纳思又作撼合纳，其地“在乌斯东，谦河之源所从出也”。（81）三部居地互相毗邻，公元1207年，蒙古军征服了包括吉儿乞思等部在内的林木中百姓——槐因亦儿坚。
元初乃颜叛乱爆发后，其主力迅速被击溃，余党于至元二十八年（1291）窜据混同江南北，元朝政府于至元三十年（1293）于乃颜故地立肇州城（今黑龙江肇东西南）镇抚之，新城迁“以兀速、憨哈纳思、乞里吉思三部人居之”。（82）后来，上述东迁的吉儿乞思等部，划归乃颜之弟辽王脱脱作为民户，因此大德九年（1305）有“给脱脱所部乞而吉思民粮五月”之记载。（83）朵因温都儿（索岳尔济山）怯怜口千户所之诸色人匠中，也有这部分东迁的乞儿吉思等部在内。（84）除北部地区外，至元三十年（1293）元廷还以“乞里吉思七百户屯田合思合之地”，（85）其地在今辽东半岛金县附近。
有元一代，自我国西部和北部以及中亚等地迁入辽阳行省的十几个少数民族，大体有这样几个特点：
1.总的看来，人数不是很多，而且多为官员或军队；
2.分布偏重于辽阳行省的西部及南部，东部及东北部则甚为鲜见；
3.除回回而外、其他色目人在元代即已同蒙、汉等族相融合，因此到了明代，不再见有这些色目人作为独立民族出现的任何记载。
不过，在一个不太长的历史时期中，辽阳行省境内迅速增加了十几个来自遥远的西部和北部的新的民族成员，这在东北古代史上是前所未有的。他们的到来，对于元代东北地区宗教、文化以及民族关系的发展，都曾产生过相当的影响，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历史印迹。
　
蒙族向行省西部的扩展
辽金时代，东北地区内的蒙古族，主要分布于呼伦贝尔草原及额尔古纳河流域。从蒙古汗国崛起至元初的半个世纪左右时间里，蒙族的分布以不可阻挡之势向东北的西部地区迅速扩展，其分布区域与今天蒙族在东北的分布大体一致。因此，可以说在元代已经奠定了今天蒙族在东北地区内分布的格局。
蒙族向辽阳行省西部的扩展，具有移居迅速、发展稳定、规模较大等特点。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除了行省西部地区的自然条件适于游牧生活而外，更重要的是蒙族统治者在辽阳行省内采取了封王分民和长期驻军等强制手段，使蒙族居民迅速扩散到行省的西部以及南部的部分地区。
辽阳行省西部主要是蒙古诸王的分地与民户，其中大体以喀尔喀河、洮儿河及松花江中段为界，北侧为成吉思汗诸弟的分地与民户，南侧为札剌亦儿等异姓王的分地与民户。这些蒙古亲王分地与民户的所在，构成了蒙古族在辽阳行省西部的分布格局。
蒙古统治者在辽阳行省西部建立亲王分地，主要是为了加强对辽阳行省的军事控制，并屏卫京师的左翼。如成吉思汗末年命帖木哥斡赤斤负责镇守辽东，别勒古台负责镇守辽西。“及建都开平、大兴，则视辽阳行省为之左臂，以异姓王札剌尔氏、兀鲁氏、忙兀氏、亦乞烈思氏、翁吉剌氏列镇此方，以为藩屏。”（86）因而辽西以北为“诸王、国婿分地所在”、“辽东多亲王”。（87）与此同时，元统治者也是利用辽阳行省来控制蒙古诸王。至元二十三年（1286），“廷议以东北诸王所部杂民期间，宣慰司望轻，罢山北辽东道、开元等路宣慰司，立东京等处行中书省”，以镇慑之。（88）直至元后期，辽阳行省仍负有“控制东藩”之责，（89）而且，“每岁枢密院、宗正府遣官，与辽阳行省，巡历诸郡，毋令诸王所部扰民。”（90）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东道诸王人户之众、势力之大及其在行省西部的聚居情况。下面分述诸王在辽阳行省的分地所在，也即其所属蒙古民户的分布情况。
成吉思汗幼弟帖木哥斡赤斤后裔享有辽王、寿王等封号，分地“在蒙兀东北面界外，语剌沐涟（今松花江）以北，跨有纳语沐涟（今嫩江），中包黑山。”（91）其西以额尔古纳河及呼伦湖与哈撒儿分地相连，东抵松花江中游。
成吉思汗同母弟拙赤哈萨儿一系后裔，先后享有齐王、恩王、保恩王等封号。其分地“在蒙古斯坦的东北部额儿古纳涅河（今额儿古纳河）、阔连海子（今呼伦湖）和海剌儿海（今海拉尔河）一带”，（92）即占有今呼伦贝尔草原及其以西地区，东与帖木哥斡赤斤、西与别勒古台分地毗连。
成吉思汗同母弟哈赤温一系后裔享有济南王、济王、济阳王、吴王等封号，分地“起自哈喇沐涟直到女真海为止的长城边境”，（93）即自今霍林河至张北以北狗泊的金边壕界堡的临潢段地区，北与拙赤哈撒儿、别里古台毗连，南与亦乞烈思、翁吉剌分地毗连。
以上三王分地。即北侧蒙古族分布区域。至于别勒古台分地，由于不在东北地区之内，此处从略。五投之下分地分布大体如下：
札剌亦儿部木华黎一系享有鲁国王等封号，其分地西至上都路，东至辽西。从其后裔均“至辽阳之国”或“就国辽阳”（94）的记载看，分地应大部在辽阳行省境内，占有当时的大宁路等地。亦乞烈思部一系享有昌王、宁昌郡王等封号，以功获赐冠、懿二州为分地，（95）懿州地在今辽宁阜新东北。实际上，亦乞烈思部以宁昌（位于今辽宁彰武至法库之间）为其控制中心，占有今西辽河中游一带。忙兀郡王分地在木华黎分地之北，向东延伸至辽西的北部，此部分地不大，民户亦不多，太宗年间才八百家。（96）兀鲁部封德郡王，分地在木华黎分地之北。
五投之下特薛禅一系先后享有济宁王、鲁王、河西王、安远王等封号，其分地亦较广阔，共由四部分组成：按陈的分地在潢河上游及答儿海子地区；册的分地在霍林河上游，南至克什克腾旗以北，北抵呼鲁儿河；火忽的分地在滦河至潢河之间，相当于今巴林旗及翁牛特旗境；唆鲁火者的分地，南北两界在今喀喇沁旗中北部至翁牛特旗之间，东西两界位于今奈曼旗与虾蟆岭之间。
五投之下外，在这一地区内的蒙古诸王，还有至治年间始封的泰宁王，有民户五千，分地在今洮儿河以北。窝阔台之子灭里后裔的阳翟王部，云南王奥鲁赤后裔的西平王部，在元之后期也都有部众游牧于辽阳行省的西部地区。
下面试对上述蒙古诸王的部众户数作一粗略估计。据《元朝秘史》记载，成吉思汗建国后不久分配蒙古百姓时，帖木哥斡赤斤与其母共得10000户，拙赤哈撒儿得1400户（不包括后来被成吉思汗夺走的2600户），哈赤温之子按赤台得2000户，（97）以上总计为13400户，这大约就是上述三王在辽阳行省初期的蒙古人户总数。这些蒙古人户原来分属于不同的部落，如帖木哥斡赤斤的民户中，主要是斡罗讷兀惕一乞里克讷惕部人与别速惕部人，“其余为各部落里的人，其中包括一部分札只剌惕人”；拙赤哈撒儿的民户成分较复杂，“是从各地逐渐聚拢来的”；哈赤温的民户中“一部分是乃蛮人，一部分是其他各部的人”；成吉思汗母亲的民户中，“包括豁罗剌思部及斡勒忽讷部人。”（98）元初，博罗欢曾对忽必烈说：成吉思汗分给东道诸王分地与民户的比例，如“以二十为率，乃颜得其九，忙兀、兀鲁、扎剌儿、弘吉剌、亦其烈思五诸侯得其十一。”（99）如以这里的“乃颜”代表成吉思汗东道的四个弟弟，则在辽阳行省境内齐王、辽王、济南王与五投下的蒙古民户数约为31600户（已扣除广宁王家族户数）；如以“乃颜仅指帖木哥斡赤斤一系而言，则上述诸王民户总数约为25600户。不管如何，帖木哥斡赤斤家族占有的户数是最多的，五投下所属蒙古民户相对来说就少得多了，如木华黎所在部的“扎剌亦儿人总共是三千，”（100）忙兀、兀鲁两部一度仅共有士兵1300余人。（101）
以上所述数字均指蒙古汗国年间的蒙古民户情况。元统一全面后的九十余年中，蒙古人户有所增加，但齐、辽、济南三王与五投下在辽阳行省境内的蒙古民户总数，估计仍然不超过两三万户，因为原统计数字中有部分并不在辽阳行省境内，如扎剌亦儿部、兀鲁部之相当一部分在上都路境内。特别是乃颜、哈丹之乱过程中，帖木哥斡赤斤、哈赤温、拙赤哈撒儿三家族都有人参加，他们所属的民户在战争中走死逃亡者不在少数。战后，元廷又对他们进行了惩罚性的大流迁：一些叛乱头目被流放于高丽的芿盆岛、白翎岛、大青岛、乌也岛、灵兴岛、祖丹岛等地；（102）一部分蒙古叛军——约2600人，被“分置河南、江浙、湖广、江西诸省”；（103）另一部分蒙古叛军（从元廷月给食米17523石估计至少有一万余人）则“徙置江南”，充海船水手，后来他们的父母妻子也被同迁于江南。（104）因此，虽有人口的自然增殖，虽有后来泰宁王的5000民户以及阳翟王帖木儿赤、西平王管不八等蒙古民户的加入，辽阳行省境内蒙古诸王蒙古民户的总数仍然减少了许多。据至顺二年（1331）三月统计：“寿王脱里出（帖木哥斡赤斤后裔）、阳翟王帖木儿赤、西平王管不八、昌王八剌失里（亦乞烈思部）等七部之民居辽阳境者万四千五百余户告饥”。（105）同年六月又有“以钞万五千锭赈国王朵儿只等九部蒙古饥民三万三百六十二户”的记载。看来这是一次波及辽阳行省及中书省北部的大饥荒，所谓“饥民”应当是几乎包括了这里的全体蒙古民户。寿王等“七部之民居辽阳境者万四千五百余户”，其中仅知四部之名，其余三部不知具体所指。但是，七部14500余户，并非辽阳行省所有蒙古王的蒙古民户总数，因为同时又赈国王朵儿只等九部蒙古饥民，可知七部之中至少不包括扎剌亦儿部在内，而扎剌亦儿部之相当一部分布于辽西大宁路境内。因此我们把元后期诸王在辽阳行省的蒙古民户总数字确定为七部14500户，加上扎剌亦儿等三部（此时辽阳行省内至少有十个王的部众）的户数，再加上至治三年（1323）所封泰宁王的五千户，则总户数当在二万五千至三万户之间。
诸王蒙户民户之外，辽阳行省内还有一些其他蒙古民户，其一是至元二十六年（1289）所设之东路蒙古军上万户府，原辖四千余户，至顺年间剩下了三千五百户，其中至少有一半是捏古思和那亦勤部的蒙古居民。其二是孛罗统领的山北辽阳等路蒙古军万户府，（106）至顺二年三月赈寿王等七部，五月赈东路蒙古万户府饥民，四月“命辽阳行省发粟赈孛罗部内蒙古饥民”可见山北辽阳等路蒙古军万户府与东路蒙古万户府非同一机构，但其所辖蒙古户数不详。其三为迁居于辽阳行省辽河、老撒加河等流城的右卫率部及其家属。（107）其四为散居的一些蒙古部落，如大德十年（1306）的“辽阳千户小薛干所部”。（108）又至治三年（1323）“大宁蒙古大千户部风雪毙畜牧，赈民十五万石”，（109）人户似当不在少数。其五为各地驻军，如泰定二年（1325），驻咸平府蒙古军，仅协助修筑堤堰者即千有余人。（110）当然也有不少蒙军是临时性的出征或屯驻，如散吉大王之屯驻于合兰府双城，（111）寄僧等之屯驻于水达达地面，（112）忽都不花所部之屯子狗站以北，（113）塔塔儿带之“以兵万人”征骨嵬，（114）等等。
迄明初，除先后归降于明的高家奴等部以及兀良哈三部不计，仅洪武二十年（1387）归降之纳哈出所部即在二十二万人以上，（115）尽管其中包括一部分元末自关内逃归者，但是参照此数作一比较，把元末辽阳行省蒙古族总数估计为三到四万户、二十多万人，应是一个比较接近实际情况的数字。这些蒙古民户主要分布于开元路的西部，大宁部的北部，以及宁昌、全宁、泰宁等路境内；其随蒙古驻军而居者，多分布于以辽河流域为中心的行省南部地区。《元史》食货志统计辽阳行省钱粮户总数共为84765户，其中显然不包括蒙古民户，但蒙古民户数已接近前一数字的二分之一，可见在辽阳行省境内蒙古族是主要居民成分之一，仅仅少于汉族及女真族的户数。
注释
①（34）（38）《元史》卷154，《洪福源传》。
②《元史》卷149，《王珣传》。
③（21）（54）《元史》卷124，《塔本传》。
④《新五代史》卷72，《契丹》。
⑤《北史》卷94，《奚》。
⑥《魏书》卷100，《契丹》。
⑦《旧唐书》卷199，《霫》。
⑧⑨《新唐书》卷217，《回鹘》。
⑩《读史方舆纪要》卷18《霫》。
（11）《东胡民族考》下编，《地豆于及霫考》。
（12）（19）（23）《元史》卷150，《石抹也先传》。
（13）《元史》卷140，《耶律楚材传》；卷149，《移剌捏儿传》。
（14）（15）（23）（25）《元史》卷149，《耶律留哥传》。
（16）《元史》卷140，《耶律楚材传》。
（17）《元史》卷149，《耶律秃花传》。
（18）《元史》卷151，《石抹孛迭儿传》。
（20）《元史》卷149，《移剌捏儿传》。
（24）《高丽史》卷103，《金就砺传》。
（26）（29）（56）（63）（87）《元史》卷126，《廉希宪传》。
（27）《满州金石志补遗》外编，《云峰真人康泰真墓志铭》。
（28）《元史》卷58，《地理志》。
（30）《元史》卷2，《太宗纪》。
（31）（43）《元史》卷16，《世祖纪》。
（32）《明太祖实录》卷56，洪武三年九月乙卯。
（33）（36）（37）（41）《元史》卷208，《高丽》。
（35）《高丽史》卷23，《高宗世家》。
（38）（42）《元史》卷59，《地理志》。
（40）《元史》卷166，《王[转载]元代辽阳行省境内的契丹、高丽、色目与蒙古传》。
（44）《元史》卷19，《成宗纪》。
（45）《元史》卷25，《仁宗纪》。
（46）《高丽史》卷25，《元宗世家》。
（47）（49）《高丽史》卷29，《忠烈王世家》。
（48）《高丽史》卷31，《忠烈王世家》。
（50）《满州金石志》，第1册沈阳“城隍庙碑”。
（51）《高丽史》卷39，《恭愍王世家》。
（52）《辽东志》卷1，《地理》。
（55）（68）（74）（77）《新元史》卷29，《氏族表下》。
（57）（109）（110）《元史》卷29，《泰定帝纪》。
（53）（58）（60）《多桑蒙古史》上册，第62页。
（59）《史集》中译本，第1卷第1分册第136页。
（61）《元史》卷134，《撒吉思传》。
（62）《元史》卷144，《答里麻传》。
（64）《多桑蒙古史》上册第136页。
（65）《史集》，第1卷第1分册第137页。
（66）《元史》卷131，《伯帖木儿传》。
（67）（73）（78）（90）（103）（105）《元史》卷35，《文宗纪》。
（69）《史集》第1卷第1分册第136—137页。
（70）《元史》卷142，《庆童传》。
（71）《元史》卷23，《武宗纪》。
（72）《元史》卷135，《口吉儿传》；卷132，《玉哇失传》。
（75）《多桑蒙古史》，上册第137页。
（78）《史集》，第1卷第1分册第245页。
（79）《元史译文证补》，卷26下。
（80）《穹庐集》，第341页。
（81）《元史》卷63，《地理志》。
（82）《元史》卷59，《地理志》。
（83）《元史》卷21，《成宗纪》。
（84）《穹庐集》，第365—366页。
（85）《元史》卷17，《世祖纪》。
（86）《危太补集》续集卷1，《送礼剌尔国王诗序》。
（88）（114）《元史》卷14，《世祖纪》。
（89）《元史》卷34，《文宗纪》。
（91）《蒙兀儿史记》卷22。
（92）《史集》，第1卷第2分册第67页。
（93）《史集》，第1卷第2分册第70页。
（94）《元史》卷139，《朵儿只传》。
（95）《新元史》卷115，《孛秃传》。
（96）《新元史》卷124，《畏答儿传》。
（97）《元朝秘史》，卷10。
（98）《史集》，第1卷第2分册第379—380页。
（99）《元史》卷121，《博罗欢传》。
（100）《史集》，第1卷第2分册第370页。
（101）《元朝秘史》，卷6。
（102）《高丽史》卷30，《忠烈王世家》。
（104）（113）《元史》卷15，《世祖纪》。
（106）《元史》卷31，《明宗纪》。
（107）《元史》卷30，《泰定帝纪》。
（108）《元史》卷21，《成宗纪》。
（111）《朝鲜李朝实录》，太祖卷1。
（112）《满州金石志》卷5，《皇元故敦武校尉管军上百户张成墓碑铭》。
（115）《明太祖实录》卷182，洪武二十年六月丁未；《明史》卷129，《冯胜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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