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瑶萱儿童囚犯：古拉格，关押的不只是政治犯-修和書院

作者: admin 　发布: 2019-03-29　分类:全部文章　阅读: 233次

张瑶萱儿童囚犯：古拉格，关押的不只是政治犯-修和書院

张瑶萱
幼小的孩子也与他们的父母一起“被捕”。二十年代被捕的一名女犯给捷尔任斯基写了一封语言尖刻的谴责信，感谢他“逮捕”了她三岁大的儿子：她说，监狱更适合作为孩子的家，她把监狱称为“制造天使的工厂”。在两次大规模流放的浪潮中，实际上有数十万儿童与他们的父母一起被捕，第一次是三十年代初期对富农的流放，第二次是二战期间以及战后对“敌对”民族和侨民的流放。
对于这些儿童来说，新的遭遇所带来的冲击将会终生伴随着他们。一名波兰囚犯回忆说，她所在牢房的一个女人带着一个三岁的儿子：“孩子很乖，但是孱弱而沉默。我们尽量用故事和童话逗他高兴，而他却不时地打断我们说，‘我们是在坐监狱，不是吗？’”
许多年以后，一个流放富农的儿子回忆了在运牛火车上所经受的磨难：“人变成了牲口……我一点也不知道我们走了多少天。在我们那个车厢里，有七个人饿死了。我们到了托木斯克，他们让我们几家人下车。他们还卸下了几具尸体，有小孩的，也有年轻人和老年人的。”
尽管吃苦受罪，仍有女犯在劳改营服刑期间故意——甚至是玩世不恭地——使自己怀孕。她们通常是女职业罪犯，或者是罪行轻微的犯人。这些人希望通过怀孕可以不去干重活儿，同时吃到稍微好一点的伙食，而且可能受益于对有小孩的女犯定期实行的特赦。这种特赦——例如，一九四五年实行过一次，另一次在一九四八年——一般不适用于犯了反革命罪的女囚犯。“通过怀孕你可以活得容易些，”作为对女囚犯为什么愿意与看守上床的一种解释，柳德米拉·哈恰特良这样对我说。
另一名女囚犯回忆说，听到一则关于有婴儿的女囚犯——在监狱俚语中叫奶妈——将被全部释放的传闻以后，她想方设法怀了孕。获准与丈夫会见之后怀了孕的娜杰日达·约费写道，与她一起住在马加丹的“奶妈营房”的那些犯人简直“没有一点母性”，只要可能，她们就丢下自己的婴儿不管。
不是所有发现自己在劳改营里怀了孕的女囚犯都想把孩子生下来，这可能并不让人感到意外。对于是否应该允许女犯堕胎，古拉格当局似乎一直举棋不定，有时允许，有时却给试图堕胎的女犯加刑。因为有关的记载极为罕见，所以一点也不清楚他们通常怎么处理这个问题：在多次采访和许多回忆录中，我只听到或看到过两次对这种事情的描述。在一次采访中，安娜·安德烈耶娃跟我讲过一名女囚犯，她“把几根钉子塞进自己的体内，接着在缝纫机前坐下来干活儿。最后她开始大出血”。另一名女囚犯描述了劳改营的一个医生试图为她终止妊娠的情形：
想像一下那种场面吧。那是在晚上，天已经黑了……安德烈·安德烈耶维奇正在设法帮我流产，用他的手，涂上碘酒，没有器械。可是他太紧张了，所以一直没有成功。我痛得喘不过气来，但是为了不让别人听见，我忍住疼痛一声不吭。“停下来吧！”我终于忍不住疼痛喊了起来，整个过程因此中断了两天。最终，所有东西都出来了——胎儿，同时带着许多血。这就是我永远做不成母亲的原因。
不过，想要孩子的女囚犯也大有人在，但是她们的命运同样悲惨。人们多次提到那些在劳改营里生孩子的女人的自私和唯利是图，与此形成对照的是哈娃·沃洛维奇的故事。沃洛维奇是一九三七年被捕的政治犯，她在劳改营里非常孤独，因此考虑生一个孩子。尽管哈娃并不特别爱孩子的父亲，叶列昂诺拉还是于一九四二年出生在一个没有母亲专用设施的劳改营里：
那里有三个母亲，在营房里给了我们一个自己的小房间。臭虫像沙子一样从屋顶和墙上往下掉；我们整夜都要从孩子们身上把它们掐死弄掉。白天我们必须出去干活儿，把婴儿留给我们能够确定不去干活儿的老年女犯照看；她们总是偷吃我们留给孩子的食物，一点也不感到害臊。
然而，沃洛维奇写道，
整整一年时间，每天晚上我都坐在孩子的小床旁边，把臭虫一个个掐死并且默默地祈祷。我祈求上帝，哪怕把我的苦难延长一百年，也不要让我与我的女儿分开。我祈祷将会与她一起获释，即使因此成为乞丐或残废。我祈祷我能把她抚养成人，即使为此我不得不向人卑躬屈膝乞求施舍。但是上帝没有回应我的祈祷。当我的宝宝刚刚开始学步时，当我刚刚听到她所说的第一句话——那一句美妙温馨的“妈妈”——时，不顾冬天的严寒，他们把衣衫褴褛的我们塞进一辆货车转送到了“母亲劳改营”。在那里，我的长着满头金色卷发的矮胖小天使很快变成一个苍白的幽灵，眼睛下面有乌青的阴影，嘴唇全部都烂了。
沃洛维奇最初被安排在一个林业劳动队，后来又被派到一个锯木厂干活儿。晚上，她带回去一小捆木柴送给托儿所的保育员。作为交换，她被允许在正常探视时间之外去看女儿。
我见过保育员早晨叫孩子们起床。她们总是连拉带拽硬把孩子从冷冰冰的床上弄起来……对孩子们又打又骂。她们脱掉孩子们的睡衣，用冷冰冰的水给他们洗漱。孩子们甚至不敢哭喊。他们像老人一样轻轻地抽着鼻子，发出低低的叫声。
这种让人难受的声音天天都从小床上发出。已经大得可以坐起来或者爬行的孩子总是仰面躺着，他们的膝盖顶着肚子，发出这种奇怪的声音，像压低的鸽子的咕咕叫声。
一名保育员规定照管十七个孩子，这意味着她几乎没有足够的时间为所有孩子更换尿布并喂饭，更不用说给他们以适当的照料了：
保育员从食堂拿来一碗冒着热气的粥，把粥分到一个一个盘子里。她抓住离得最近的一个婴儿，把它的胳膊扳在背后，用一条毛巾拴起来，然后开始一匙一匙地把热粥灌进它的喉咙里，也不给它时间下咽，完全像是在喂一只火鸡。
叶列昂诺拉慢慢开始枯萎消瘦。
几次探视时我发现她细皮嫩肉的身体上有几处青肿。我永远也不会忘记她用皮包骨头的小手搂住我的脖子呜咽的情形，“妈妈，想家！”她忘不了那间爬满臭虫的简陋小屋，在那里，她第一次见到阳光，在那里，她总是和妈妈在一起……
十五个月大的小叶列昂诺拉很快意识到，她对“家”的向往不可能变成现实。我去探视她的时候，她不再伸出手来让我抱，总是默默地转过脸去。在她生命的最后一天，当我把她抱起来（她们允许我给她喂奶）时，她的脸扭向一边睁大眼睛凝视着远处，接着开始用她无力的小手拍打我的脸，对我的乳房又抓又咬，最后向下指着她的小床。
那天晚上，当我带着我那一捆木柴回来时，她的小床上没人了。我发现她光着身子与成年囚犯的尸体一起躺在停尸房里。她在这个世界上活了一年零四个月，死于一九四四年三月三日……这就是关于我的故事，我犯下了最最严重的罪行，因为我生了我的唯一的孩子。
在古拉格的档案里，保存着沃洛维奇所描述的那种典型的劳改营托儿所的照片。一本这样的相册以下述介绍开始：
斯大林的祖国阳光普照。这个国家因为它的领导者而充满了爱，因此，我们优秀的少年儿童就像整个年轻的祖国一样幸福。在这里温暖的大床上，睡着我国的新一代公民。吃饱了的他们睡得香甜，肯定正在快乐的梦乡里遨游……
相册里的照片证明了介绍文字的虚假。在一张照片上，一排戴着白口罩——劳改营卫生习惯的证据——喂奶的母亲抱着她们的婴儿目光严肃、面无笑容的坐在一条长凳上。在另一张照片上，孩子们正要出去傍晚散步。他们站成一排，看上去并不比他们的母亲更自然。在许多照片上，大概是为了防虱子，孩子们都剃成了光头，这产生了使他们看上去像是小囚犯的效果，实际上人们也是这么认为的。“托儿所也是劳改营的组成部分，”叶夫根妮娅·金斯堡写道。“它有自己的看守室、自己的大门、自己的营房和自己的带刺铁丝网。”
在某种程度上，莫斯科的古拉格当局肯定知道对于住在劳改营的孩子们来说那里的生活多么可怕。至少我们了解到，劳改营检查人员曾经传递过这方面的信息：一九四九年的一份关于劳改营女囚犯状况的报告不满地指出，在古拉格系统的五十二万三千名女囚犯中，有九千三百人怀孕，同时还有两万三千七百九十人随身带着幼小的孩子。“考虑到对孩子们健康和教育的消极影响，”报告建议提前释放孩子们的母亲，同时提前释放家里有孩子的女囚犯，总共——如果把重罪惯犯和反革命政治犯排除在外——大约七万人。
这种特赦时有实行。但是，仍然留在劳改营里的那些孩子的生活几乎没有任何改善。相反，由于他们对劳改营的生产效率没有贡献，因此，在大多数劳改营负责人的优先事宜清单里，他们的健康和幸福排在很低的位置上，结果，他们始终住在最简陋、最寒冷、最破旧的房子里。一名检查人员确认，某劳改营托儿所的室温从来没有超过十一摄氏度；另一名检查人员发现，一个托儿所的油漆脱落而且根本没有电灯，甚至没有煤油灯。西伯利亚劳改营一九三三年提交的一份报告说，劳改营缺少八百双童鞋、七百件儿童大衣和九百套餐具。在托儿所工作的那些人也不一定都称职。恰恰相反，在托儿所干活儿的是所谓的“模范犯人”，通常是一些职业罪犯。约费写道，“她们总是一连几个小时与她们的‘丈夫’站在楼梯下面或者干脆离开，于是，无人喂食和照管的孩子就会生病，然后慢慢死去。”
即使母亲们愿意，通常也不允许她们对孩子无人照管的状况有所补救——她们的怀孕已经使劳改营付出了很大的代价。她们被迫尽量提前恢复劳动，只不过勉强同意在劳动的过程中给她们一点喂奶的时间。一般情况下，每干四个小时只给她们十五分钟去喂孩子，而且仍然穿着肮脏的工作服，接着回来继续干活儿，这意味着孩子们总是挨饿。有时甚至不许她们去喂奶。一名劳改营检查人员举例说，由于劳动的原因，一名女囚犯给孩子喂奶时迟到了几分钟，结果竟然不让她靠近孩子。在一次采访中，一名前劳改营托儿所的管理员——不屑一提地——告诉我，在允许的喂奶时间——据她说是半个小时——里没有吃饱的孩子由保育员用奶瓶接着喂。
这个女人还证实了囚犯们所描述的另外一种残忍行为：一旦断奶，往往禁止女囚犯与她们的孩子继续保持任何联系。她说，在她那个劳改营，她亲自以有罪的母亲可能伤害孩子为由禁止所有母亲再来与自己的孩子一起散步。她声称，曾经看到一个母亲囚犯为了毒害自己的孩子给他吃搀了烟末的糖。她说，另一名囚犯故意在雪地上把孩子的鞋脱掉。“我对劳改营的儿童死亡率负责。”她向我解释为什么要采取措施不让母亲接近孩子，“对于他们的母亲来说，这些孩子是多余的，因此，她们想把孩子弄死。”可能是同样的逻辑导致别的劳改营负责人禁止母亲囚犯看望她们的孩子。不过同样可能的是，这一类规定是劳改营当局下意识残忍的又一产物：安排母亲囚犯看望孩子非常麻烦，于是，这种行为便受到禁止。
在孩子这么小的时候就使他们与父母骨肉分离，其后果可想而知。婴幼儿流行病大量出现。婴幼儿死亡率非常高——如同检查人员的报告同样有所记载的那样，婴幼儿的死亡率实在太高，以致经常被有关方面蓄意隐瞒。而且，在劳改营的托儿所里，即使是幸存下来的孩子，几乎也不会拥有一个正常生活的童年。一些孩子可能相当幸运地得到了比较和善的囚犯女保育员的照料。一些孩子的情况可能相反。金斯堡本人就在一个劳改营托儿所里干过活儿，来到托儿所时她发现，即使是年龄较大的孩子也还不会说话：
只有几个四岁的孩子可以说一些互不连贯的单词。口齿不清的叫嚷、模仿和哼哼是交流的主要手段。“怎么可能指望他们说话？有谁教给他们了吗？”阿妮娅无动于衷地抱怨说。“在小班时，他们整天只是躺在床上。即使他们大声喊叫，也没有人让他们起来。那不允许，除非更换湿了的尿布——当然，是在有干的尿布可换时。”
当金斯堡试图教育她新照管的孩子时，她发现，只有一两个与他们的母亲保持着某种联系的孩子能够学会一些东西。不过，即使是这些孩子的经验也很有限：
“看，”我让阿纳斯塔斯看我画的一座小房子，“这是什么？”
“营房，”小男孩回答得相当明确。
我用铅笔在房子旁边画了一只猫。但是没有孩子认得它，就连阿纳斯塔斯也不认得。他们从来没有见过这种不常出现的动物。接着，我在房子周围画了一圈农村传统的篱笆。
“这又是什么？”
“囚犯区！”薇拉高兴地喊道。
通常，孩子们在两岁时就会从劳改营的托儿所转到正规的孤儿院。有些母亲愿意接受这种做法，把它当做孩子逃出劳改营的一个机会。另外一些母亲则表示反对，她们知道自己可能会被有意无意地转到其他劳改营，从而离开她们的孩子，孩子的姓名以后也有可能会被更改或遗忘，致使无法确定亲缘关系甚至完全失去联系。这种事情有时发生在普通儿童收容所里的一些孩子身上。瓦莲京娜·尤尔加诺娅是伏尔加地区一个日耳曼富农的女儿，她被送进一个儿童收容所，那里收容的一些孩子年龄太小，以致记不住自己的名字，结果，院方也被弄得不知道他们姓甚名谁了。尤尔加诺娅告诉我，一个孩子被重新取名为“卡什塔诺娃”（“栗子”），因为在孤儿院后面的公园里种着许多栗子树。
多年以后，另外一个这样的孩子令人心碎地描写了她长期查寻父母的真实姓名却未能如愿的个人经历：以其护照上的姓氏，在她那个地区没有任何婴儿出生的记录，而她当时年龄太小，因此不知道父母的真实姓名。不过，她记得过去生活的一些片断：“妈妈坐在缝纫机前。我向她要针和线……我自己在院子里……后来屋里暗了下来，右边的床上空无一人，有什么事情发生了。不知怎么地我成了孤零零的一个人。我害怕得要命。”
怪不得当她们的孩子被带走时，有些母亲“哭天喊地，有些甚至急得发疯而被锁在仓库里，直到她们平静下来”。孩子们一旦离去，重新团聚的机会微乎其微。
对于在劳改营里出生的孩子来说，出去之后的生活并不一定变得更好了。他们只不过是加入了另一类儿童受害者——父母被捕之后直接被人送进儿童收容所的那些来自各个阶层的儿童——的大军。公办孤儿院一般都是人满为患，肮脏不堪，人员配备严重不足，而且经常会出人命。一名前劳改营囚犯回忆了她所在的劳改营把一批囚犯的孩子送进城市孤儿院时囚犯们的激动心情和所寄予的厚望——以及得知十一个孩子全部死于流行病时她们所感到的震惊。早在集体化运动达到高潮的一九三一年，乌拉尔地区儿童收容所的所长们就纷纷写信给地方当局，为最近收容的成千上万名富农孤儿的照管问题紧急求助：
在一间十二平方米的房子里，住了三十个男孩。三十八个孩子只有七张床，几个“惯犯”睡在上面。两个十八岁的孩子破坏了电气设备，抢劫了商店，还与主任一起喝酒……孩子们睡在肮脏的地上，打牌——牌是用撕开的“领袖”画像做成的，抽烟，折断窗户上的栏杆，爬上墙头试图逃走。
在另一个收容富农子女的收容所：
孩子们都睡在地上，鞋子也不够穿……有时几天没有水。他们的伙食很不好，午饭只有水和土豆。没有盘子和碗，他们吃饭用勺子。一百四十个人只有一个杯子，小匙也不够；他们轮流使用或者直接下手。没有电灯，整个收容所只有一盏煤油灯，但是没有煤油。
一九三三年，斯摩棱斯克附近的一个儿童收容所给莫斯科的青少年事务委员会拍发了下面这份电报：“收容所的食物供应已经中断。一百名儿童正在挨饿。行政部门拒绝供给口粮。没有解决办法。望采取紧急措施。”
随着时间的推移，情况也没有发生太大变化。内务人民委员部一九三八年的一道命令提到一个儿童收容所，在这个收容所，两名八岁的女孩被一些较大的男孩强奸了，而在另外一个收容所，二百一十二个孩子共用十二把匙子和二十个盘子，因为没有睡衣只好穿着衣服和鞋睡觉。一九四○年，娜塔莉娅·萨韦利耶娃——她的父母被逮捕了——被人从她所在的儿童收容所里“劫走”，一个想把她当佣人使唤的家庭收养了她。就这样，她与妹妹分开了，从此再也没有找到妹妹。
在这样的收容所，被捕的政治犯的子女日子过得尤其艰难，与同在收容所的普通孤儿相比，他们往往受到更恶劣的对待。如同十岁的斯韦特兰娜·科格捷娃所遭遇的那样，他们被要求“忘掉自己的父母，因为他们是人民的敌人”。负责此类收容所的内务人民委员部官员得到指示，要保持高度的警惕，把反革命分子的子女挑选出来，以保证不让他们享受任何种类的特殊待遇。由于这一规定，父母被捕之后，彼得·亚基尔在一个这样的孤儿院里待了整整三天。在这三天的时间里，他“竟然得到了一个‘叛国者’子女头目的名声”，于是，十四岁的他立即被逮捕。他被转送到一个监狱，最终被送进一个劳改营。
更多的时候，政治犯的子女受到戏弄和排挤。一名囚犯回忆说，到达孤儿院时，“敌人”的子女要像犯人一样取指纹。教师和保育员因为不想受到同情“敌人”的指责，都不愿意向他们表示太多的关爱。据尤尔加诺娅说，双亲被捕的孩子因父母的“敌人”身份而受到无情的嘲弄，因此，她刻意荒废了小时候说过的德语。
在这样的环境中，即使是那些出身于有教养的家庭的子女很快也染上了职业罪犯的恶习。布尔什维克高级领导人列夫·加米涅夫的儿子弗拉基米尔·格列博夫就是一个这样的孩子。格列博夫四岁时他的父亲被逮捕，接着，他被“流放”到西西伯利亚的一个专门设立的孤儿院。那里的孩子约有百分之四十是“敌人”的子女，百分之四十是少年犯，还有百分之二十是因流浪罪而被捕的吉普赛人的孩子。正如格列博夫对作家亚当·霍克希尔德所说的那样，即使对于政治犯的子女来说，那里同样具备早期接触青少年罪犯的便利条件：
我的同伴教给我一些保护自己的方法，在以后的生活中对我帮助很大。我这儿有个伤疤，这儿还有一个……当有人持刀攻击你时，你必须知道如何还击。最重要的是先下手为强，不要等他们攻击你。这就是我们在苏联度过的幸福童年！
然而，有些孩子长期被他们的孤儿院经历所伤害。一位母亲流放归来与她年幼的女儿团聚。可是，这个八岁的孩子几乎不能与人交流，总是用手抓食物，行为举止像野兽一样，这都是孤儿院让她学会的。另一位服刑八年之后获释的母亲去孤儿院里接她的孩子，结果发现他们拒绝跟着她走。人们已经教给他们，他们的父母是“人民的敌人”，不值得爱戴和尊重。他们受到特别叮嘱，“如果你们的母亲来接你们的话”，你们要拒绝离开，因此他们永远也不想与父母在一起生活了。
许多孩子逃出这种孤儿院，这并不让人感到意外。一旦发现自己流浪街头，他们很快就会掉进犯罪的深渊。他们一旦成为犯罪社会的一员，恶性循环就将持续下去。或迟或早，他们也有可能被逮捕。
乍一看，一九四四至一九四五年内务人民委员部关于乌克兰的某个包括八个劳改营的特殊劳改营组合的年度报告并没有什么不同寻常之处。报告列出了完成五年计划的劳改营和没有完成的劳改营。它表扬了囚犯劳动突击手。它严厉指出，大多数劳改营的食物奇缺而单一。它比较满意地特别提到，在检查期间，只有一个劳改营爆发了流行病——而且还是在五名囚犯从人们为患的哈尔科夫监狱转到那里以后。
然而，这份报告的一些细节足以说明这八个乌克兰劳改营的确切性质。例如，一名检查人员不满地指出，有一个劳改营缺少“课本、钢笔、作业本和铅笔”。还有一条说明明确指出，某些囚犯赌博输掉了他们的食物，有时提前把几个月的配给面包都输光了：年龄较小的劳改营居民似乎过于缺乏经验，以致打牌总是输给年龄稍大的囚犯。
这份报告所涉及的八个劳改营是乌克兰的八个儿童聚居点。列入古拉格管辖范围之内的并不都是双亲被捕的孩子。其中一部分人是因自己的问题进入劳改营的。他们犯罪，被捕，然后被送到专门为少年犯设立的劳改营。这些劳改营同样由管理着成人劳改营的官僚部门管理着，因此，它们在许多方面与成人劳改营如出一辙。
最初，这些“少年劳改营”是为那些在内战、饥荒、集体化运动和大规模逮捕期间与父母失散或离家出走的流浪儿、孤儿、无家可归的孩子以及肮脏的街头乞儿设立的。到三十年代初，在苏联城市的火车站和公园里，这些街头流浪儿已经成为随处可见的普遍现象。俄国作家维克托·谢尔盖对他们进行过描述：
我在列宁格勒和莫斯科见过他们，他们住在下水道里、广告牌下以及坟地的墓穴中，在那些地方，他们是不受打扰的主人；他们夜间在厕所里开会；坐在火车的顶部或汽车的底部到处流浪。他们的出现总是带着汗味、令人讨厌，他们向旅客乞讨几个戈比，然后躺下等待偷窃行李的机会……
这些流浪儿人数众多而且问题成堆，因此，为了防止双亲被捕的孩子流落街头，古拉格于一九三四年在成人劳改营里设立了第一批儿童收容所。稍后，在一九三五年，古拉格决定同样设立专门的儿童聚居点。通过大规模的突然搜捕把孩子们从街头带走集中起来，然后送到这些儿童聚居点，接受教育为加入劳动大军做准备。
一九三五年，苏联当局还通过了一项臭名昭著的法律，使得孩子们早在十二岁时就得承担成年人的责任。此后，因偷偷拿了一点麦子而被捕的农村姑娘和被怀疑与其父母相互勾结的“敌人”的子女便与未成年妓女、少年扒手、街头流浪儿以及其他少年犯罪分子一起，踏上了通往少年监狱之路。根据一份内部报告，三十年代内务人民委员部的特工曾经抓过一个十二岁的鞑靼女孩，她不会说俄语，在火车站与母亲走散。他们把她一个人流放到了遥远的北方地区。苏联的少年罪犯如此之多，以致内务人民委员部于一九三七年为那些在普通儿童收容所里一贯破坏规章制度的孩子创办了具有“特殊管理制度”的儿童收容所。到一九三九年时，仅仅因为是个孤儿决不会再被送到少年劳改营了。此时，少年劳改营是为那些实际上已被法院或“特别委员会”（особоесовещание）判了刑的少年犯所准备的。
尽管面临着受到更严厉的惩罚的威胁，少年犯的数量仍然持续不断地增加。战争不仅产生了孤儿，也产生了离家出走者和无人监管的儿童——他们的父亲在前线打仗、母亲每天在工厂工作十二个小时——还产生了完全新型的少年罪犯：逃离工厂的生产岗位——这种情况有时是在工厂被转移到远离孩子们的家庭的地方之后发生的——从而违反了“未经许可擅自离开军工企业工作岗位”的战时法律的未成年工人。根据内务人民委员部自己的统计，在一九四三至一九四五年间，儿童“接待中心”收容了八十四万两千一百四十四名无家可归的孩子。其中大部分被送回父母身边，或者送到儿童收容所和中等职业学校。但是，数量可观的儿童——据记载，有五万两千八百三十人——被安置在“劳动-教育聚居点”。“劳动-教育聚居点”只不过是少年集中营的一个动听的名称而已。
在许多方面，孩子们在少年劳改营的待遇与父母的待遇几乎没有什么不同。孩子们的被捕和押解遵照的是相同的规定，只有两点除外：一是要求把他们与成年犯人分开，另外，他们试图逃跑时也不会被开枪打死。他们被关在与成年人同样的监狱里，住的是单独分开但条件同样恶劣的牢房。一名检查人员对这种牢房的描述令人沮丧地似曾相识：“墙壁肮脏不堪，不是所有囚犯都有铺位和床垫。他们没有被单、枕套或毯子。在五号牢房，因为没有窗玻璃，窗户用一个枕头遮挡着，而在十四号牢房，一扇窗户根本关不上。”另一份报告称，由于没有热水而且缺少杯、碗和马桶之类基本生活必需品，少年犯监狱的“卫生条件让人无法接受”。
一些年龄较小的囚犯也像成年囚犯一样受到审讯。在孤儿院里被捕以后，十四岁的彼得·亚基尔首先被关进了一个成年人的监狱，接着完全像个成年人一样受到审讯。审讯他的人指控他“组织了一支无政府主义的骑兵队，目的是在红军战线的后方活动”，并且引用亚基尔爱好骑马的事实作为证据。后来，亚基尔被以“社会危险分子”的罪名判了刑。十六岁的波兰男孩耶日·克米齐克试图越过苏联边境进入匈牙利——这发生在一九三九年苏联入侵波兰之后——时被逮捕，他也像成年人一样受到审讯。一连几个小时，他被要求保持站立或者坐在一个没有靠背的凳子上，只给喝咸菜汤，不给水喝。除了别的问题之外，审讯他的人想知道，“为了让你提供情报丘吉尔先生付给你了多少钱”。克米齐克不知道丘吉尔是谁，因此要求解释一下这个问题。
档案还保存了对十五岁的弗拉基米尔·莫罗兹的审讯记录，他被指控在孤儿院里从事“反革命活动”。莫罗兹的母亲和十七岁的哥哥已经被捕。他的父亲被枪毙了。莫罗兹记日记，内务人民委员部发现了他的日记，在日记中，莫罗兹谴责了周围的“谎言和诽谤”：“如果有人十二年前开始沉睡而在今天突然醒来，他将会为这一段时间我们这里所发生的变化感到震惊。”虽然被判在劳改营里服刑三年，莫罗兹却在一九三九年死于狱中。
这并不是一些孤立的事件。一九三九年，苏联新闻界报道了一些关于内务人民委员部官员因逼迫囚犯作虚假招供而被捕的案件，西伯利亚的一份报纸透露了其中一个案件的真相，这一案件涉及一百六十名儿童，大部分儿童的年龄在十二至十四岁之间，但是一些年龄较小的儿童只有十岁。内务人民委员部和检察院的四名官员因审讯这些儿童而被判处五到十年有期徒刑。历史学家罗伯特·康奎斯特写道，这些孩子的供词“比较容易”取得：“一个十岁的孩子经过一夜审讯就受不了了，于是承认自己从七岁起就是一个法西斯组织的成员。”
对于儿童囚犯，强制劳动制度同样提出了无情的要求。因此，尽管儿童聚居点一般并不设在条件比较艰苦的北方林业或矿业劳改营里，但是在四十年代，北方边远地区的诺里尔斯克劳改营里却有一个少年营站。营站的一千名囚犯被安排在诺里尔斯克制砖厂干活儿，其他囚犯则被派去清除积雪。在这些年龄大多为十五六岁的囚犯中，有一些十二三四岁的孩子，再大一点的少年囚犯已被送往成人劳改营。许多检查人员对诺里尔斯克少年劳改营的条件表示不满，结果，它最终向南迁移到苏联某地——不过那是在许多年幼囚犯像成年囚犯一样成为因寒冷和营养不良而造成的疾病的受害者之后。
更为典型的是前面那份乌克兰的年度报告，报告说明，乌克兰儿童劳动聚居点的儿童被安排在木制品厂、金属加工厂和缝纫厂里干活儿。克米齐克当时被关在乌克兰日托米尔附近的一个儿童聚居点，他在一个家具厂劳动。儿童聚居点还有许多与成人劳改营相同的习惯做法。有必须达到的生产指标，有必须完成的个人定额，有必须遵守的管理制度。内务人民委员部一九四○年所下达的一道命令要求，年龄在十二至十六岁之间的孩子每天劳动四个小时，另外四个小时用于做作业。同一道命令要求，年龄在十六至十八岁之间的孩子每天劳动八个小时，两个小时用于做作业。在诺里尔斯克劳改营，这一命令无法遵照执行，因为那里根本没有学校。
在克米齐克那个少年劳改营，只是晚上才上课。除了别的内容之外，他在课堂上听到的还有，“英国是西欧的一个岛国……它被身穿带白领圈的红色长袍的君主统治着。他们让工人为他们辛辛苦苦地劳动，可是只给工人一点点钱。”孩子们在那里主要不是受教育：一九四四年，贝利亚得意洋洋地向斯大林报告说，少年劳改营为取得战争胜利的努力做出了令人印象深刻的贡献，它们生产了地雷、手榴弹和其他物资，总产值为一亿五千万卢布。
孩子们也受到与成年囚犯一样的劳改营宣传。三十年代中期的劳改营报纸在显著位置上报道了少年斯达汉诺夫工作者，大肆赞扬“三五少年”——根据一九三五年的那项法律而被关进劳改营的街头流浪儿，吹嘘他们通过参加体力劳动看到光明并改过自新。这些报纸还严厉谴责了那些不明白“他们必须告别过去才能开始新生活”的孩子，“……打牌、酗酒、耍流氓、拒绝劳动、偷窃等等行为在他们当中普遍存在”。为了与这种早期的“寄生行为”作斗争，孩子们被迫像成年人一样参加同类型的文化教育音乐会，唱同样的斯大林时代歌曲。
最后，像成年人一样，孩子们承受着心理上的压力。内务人民委员部一九四一年所下达的另一道命令要求在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儿童聚居点和儿童接待中心内部组织检举揭发活动——建立一个“告密者网络”。反革命情绪随着谣言在劳改营的工作人员和孩子们中间传播，尤其是在反革命分子的子女中间传播。有个劳改营的孩子们甚至举行了一次小型暴动。他们占领了食堂然后将其捣毁，他们还攻击看守，有六个孩子受伤。
不过，在某种意义上，少年劳改营的孩子们是幸运的：他们没有被送到普通劳改营，因此不像其他孩子那样为普通成年囚犯所包围。实际上，就像到处都有怀孕的女囚犯一样，成人劳改营里数量不断增加的少年犯给劳改营的负责人带来了一个长期令人感到头痛的问题。一九三五年十月，亨里希·雅戈达愤怒地给所有劳改营负责人写信说，“尽管我已下达命令，但是并没有把未成年囚犯送往少年劳教聚居点，而是把他们与成年囚犯混合关押在一起。”他说，根据最新统计，仍有四千三百零五名少年犯关押在普通监狱里。在十三年后的一九四八年，检察院的调查人员仍然抱怨成人劳改营里关着太多的未成年囚犯，在那里，他们逐渐被成年罪犯带坏了。劳改营当局特别提到，当时某劳改营的职业罪犯大头目甚至把一个十八岁的小偷训练成了职业杀手。
少年犯（малолетки）几乎得不到关押在一起的囚犯的同情。“饥饿和恐惧使他们完全失去了防御的能力，”列夫·拉兹贡写道。他注意到，少年犯自然而然地为看上去最强悍的囚犯所吸引。这是一些职业罪犯，他们把男孩变成“仆人、不说话的奴隶、小丑、人质或者别的什么东西”，还把男孩和女孩变成娼妓。然而，少年犯的恐怖经历并没有引起多少同情，相反，在劳改营回忆录文学中，一些最严厉的责骂针对的正是他们。拉兹贡写道，无论他们是什么出身，少年囚犯很快就“全都显示出某种可怕而且不可救药的报复性残忍，毫无约束或责任心”。更加糟糕的是，
他们无所畏惧。看守和劳改营的负责人不敢进入少年犯单独居住的营房。劳改营最邪恶、最玩世不恭、最残忍的行为都发生在那里。如果某个职业罪犯团伙的头目赌博时输掉了一切然后把自己的性命押上去，那些小子就会为了一天的面包或是仅仅“为了好玩”而杀了他。那些姑娘则以能够满足整整一队伐木工人的欲望而自豪。这些孩子身上没有剩下多少人性，因此，无法想象他们可以返回正常社会重新成为普通人。
索尔仁尼琴颇有同感：
在他们的意识中，什么可以做与什么不可以做之间没有界线，他们也没有善恶观念。对于他们来说，他们想要的一切都是好的，妨碍他们的一切都是不好的。他们形成了自己的一套鲜廉寡耻、傲慢无礼的行为方式，因为在劳改营里这样处事最有利……
荷兰囚犯约翰·维格曼斯也提到过这些年轻人，他们“其实也许并不介意必须在这样的劳改营里生活。按要求他们应该去劳动，但实际上他们做的都是最不应该做的事。不过，他们经常有办法得到好处，而且随时可以向他们的狐朋狗友学习”。
也有一些例外的情况。亚历山大·克莱因讲过两个作为游击队员被逮捕的十三岁少年的故事，他们被判在劳改营服刑二十年。两人在劳改营待了十年，当有人想把他们分开时，他们通过绝食抗议设法继续待在一起。由于他们的年龄，人们对他们表示同情，派他们从事轻松的劳动并且额外给他们分食物。两人争取参加了劳改营技术课程的学习，在被斯大林死后所实行的一次特赦释放之前，他们成为合格的工程师。如果不是在劳改营，克莱因写道，“谁会帮助半文盲的农村孩子成为受过教育的人，成为有用的专业人员？”
然而，当我在九十年代后期开始到处寻找曾为少年囚犯的那些人所写的回忆录时，我发现找到它们非常困难。除了亚基尔、克米齐克的回忆录以及纪念协会和其他组织所收集到的另外少数几个人的回忆录之外，几乎找不到别的了。不过，这样的儿童数以万计，应该还有许多人仍然活着。我甚至向一位俄国朋友建议，我们在报纸上刊登广告，设法找到一些这样的幸存者进行采访。“不要，”她劝我说，“我们都知道这些人变成了什么样。”几十年的宣传，几十年来挂在孤儿院墙壁上的“为我们幸福的童年”感谢斯大林的标语并没有使苏联人民相信，除了成为庞大而无所不在的苏联犯罪阶层的合格成员之外，劳改营的少年、街头的流浪儿和孤儿院的孩子们还会变成别的什么。
（摘自《古拉格：一部历史》，新星出版社）
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开始，大约有一百万欧洲人被苏联红军和苏联秘密警察机构逮捕，流放到被称为“古拉格群岛”的苦役集中营，或者是被流放到西伯利亚和中亚偏僻乡村的劳动集中营。建立“古拉格声音档案库”的宗旨，就是为了让古拉格幸存者在过世之前留下他们的遭遇的纪录，好让人们了解前苏联制度下这段摧残人性的漫长历史。
......
为了让古拉格幸存者过世前留下他们的纪录，12位欧洲学者遍访13个国家（爱沙尼亚、匈牙利、哈萨克斯坦、拉脱维亚、立陶宛、波兰、罗马尼亚、捷克、俄罗斯以及德国、意大利和法国）花了很长时间展开调查，一共搜集了120位古拉格集中营幸存者的见证，带回他们的录音。
他们是：
薇拉?肖皮（Vera Chopik），1929年出生在乌克兰的一个乡村；1950年被以反抗苏联红军的罪名逮捕，判25年苦役，流放到乌拉尔山西部库米自治共和国境内的明拉格苦役集中营，直到1953年斯大林死后几年，才获提前释放。薇拉回忆说：“契卡人员来抓我时，将我双手反绑在背后，像推牲口那样把我推上卡车。我被关起来，整整10天没有家里人的一点音信，没有一点吃的东西……那是一个夏天。”
克拉拉?哈特曼（Klara Hartmann），1930年出生在匈牙利北方米斯克尔地区一个农民家庭；1945年被苏联红军逮捕，以间谍罪判10年苦役，先是被关押在基辅的一座监狱，受尽酷刑折磨；后来流放到西伯利亚，1953年获释，返回匈牙利定居。哈特曼今天回忆说：“真是艰苦，残酷，但现在我感觉到，那时我经历的很多事情，对我后来的生活都有启示。就像一所人生学校，苦难的学校。”
西尔娃?林纳特（Silva Linarte），1939年出生在拉脱维亚一个知识分子家庭；1941年两岁多时随父母被流放到西伯利亚，1946年被送回拉脱维亚首府里加的一所孤儿院；1951年再度随母亲流放西伯利亚的克拉斯诺亚尔斯克边疆区，母亲在流放中死亡，她本人1956年才得返回故乡里加。提起往事，西尔娃?林纳特感慨地说：“你知道吗，在西伯利亚的时候，我穿的是一条用帆布作的裙子。是妈妈用喂马槽的帆布给我做的。”
约萨斯?米劳茨卡斯（Jonas Milautskas）, 1934年出生在立陶宛；因全家帮助过立陶宛抵抗苏联政权的“绿林兄弟”，于1949年与父母和几个舅父一起，被集体流放到西伯利亚高原地带伊尔库茨克的一个劳动农场做苦役，直到现在他还留在当地，与妻子生活在一起。
安德烈?奥泽罗夫斯基（Andrej Ozerovskij）, 1914年出生在波兰东部的卢茨克。他担任过小学教师，因同情反苏联占领军的抵抗运动，于1944年被以“反苏”罪名逮捕，随后被送到白俄罗斯的勃良斯克监狱，1947年又被流放到哈萨克斯坦境内荒僻的草原卡拉格集中营；1954年获释后，留在当地一座煤矿当矿工，在那里度晚年，未能返回他的祖国波兰。
雅罗夫斯拉夫?波加尔斯基（Iaroslav Pogarskij），1940年出生在乌克兰西部的佩雷贾斯拉夫-赫梅尔尼基市（Perejaslav-Hmelnichij）；1947年全家被流放到西伯利亚的鄂木斯克；虽然他能在当地读书，进技术大学并完成学业，但作为一个被流放的家庭子弟，生活和谋职都没有出头之日；1967年返回乌克兰，仍继续被视为坏分子受到监视。雅罗夫斯拉夫现在是个退休老人了。想起过去的岁月，还仿佛历历在目：“在草原，四月份还是一片白皑皑的雪。现在我眼前浮现的就是这幅景象：白桦树黑黑的枝丫压着白雪。那时候，我还真不知道有白树皮的树呢。”
安达纳斯?塞卡利斯（Antanas Seikalis），1933年出生在立陶宛一个鞋匠家庭；1950年，他与他的弟弟一起被人揭发暗中支持反苏的“绿林兄弟”，在严刑拷打之后，两兄弟都被判10年苦役；先后在遍布前苏联的“古拉格群岛”多处集中营做苦役，甚至被流放到哈萨克斯坦草原的劳动营。1953年斯大林死后，他虽获释放，但流放者的身份仍然使他得不到安定的生活。直到1999年前苏联崩溃之后，他才感到自己“真正地开始了生活”。塞卡利斯后来查阅克格勃档案时，才知道当年揭发自己的，是他那时热恋的情人。知道这件事，他内心感到很悲哀。
叶莲娜?塔拉尼娜（Elena Talanina），1937年出生在立陶宛一个富裕农民家庭；她在那里生活到1949年她12岁，没想到有一天，一群“当兵的”突然来到家里把她和母亲带走，理由是她的哥哥拒绝加入“集体农庄”，并且说她一家比别人有钱。于是，叶莲娜和母亲被流放西伯利亚的克拉斯诺亚尔斯克边疆区，在那里被强迫参加集体农庄的劳动。虽然她那时只有12岁，但不能进学校读书，必须劳动来养活自己和年老体弱的妈妈。叶莲娜后来与当地一个俄罗斯人结了婚，生了孩子，留在西伯利亚生活，并与当时成千上万离开集体农庄的苏联农民一样，到城里找工作，最后定居在西伯利亚东部工业城市布拉茨克（Bratsk）。丈夫去世后，叶莲娜现在一个人安度晚年，她很少提起过去流放的痛苦日子，宁可跟孙子孙女讲她经历的战争年代及苏联红军与德国纳粹军队作战的回忆。她说：“1949年至1951年集体农庄时，劳动根本得不到报酬，日子很艰难。那时，俄罗斯妇女很苦，她们当中很多人在战争年代都失去了丈夫。”
以上八位今天都已经上了年级的老人，都是前苏联古拉格集中营的幸存者。我们简单介绍了他们的生平和经历。如果我们回顾历史就知道，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乌克兰、匈牙利、波兰以及波罗的海三国（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都先后遭到纳粹德国和苏联红军的占领，许许多多的人经历了纳粹和苏联体制的双重磨难。战后，在这些国家，凡是不满或反抗共产党政权的人一律受到镇压和清洗，镇压的方式就是要么流放，要么枪杀。可以说，战后整个苏联和东欧的共产主义制度，就是靠屠杀和流放，在数以百万计无辜者的生命之上建立起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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