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瑶萱傅作义起义后与蒋介石保持联系立志当“卧底”-经典旧闻

作者: admin 　发布: 2019-03-16　分类:全部文章　阅读: 163次

张瑶萱傅作义起义后与蒋介石保持联系立志当“卧底”-经典旧闻

张瑶萱北平和平解放前后的傅作义究竟是怎样的心态呢？其实刚起义后一段时间内，傅实际是立志忍辱负重充当国民党卧底的。

北平和平解放后傅作义计划逃离棋差一招
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几天后的1949年2月4日，国民党政府方面负责联络傅作义的国防部长徐永昌记载：“杨慎五处长来，述前几天宜生电其向外交部要一护照准备出国未果，询中央对其是否不好。”傅作义为何于已经和平解放后忽向南京政府申领护照出国呢？
原因是在傅与中共达成协议起义之后，为争取在国民党政府方面的主动，在国民党方面的广播和报纸上大家宣扬此一协议是“他之和平保全北平的功绩，并誉之为万众生佛”。被中共方面视为收买人心，试图收集政治资本进行对抗。因此，由毛泽东执笔，写了一封以林彪罗荣桓名义致傅的公函，也称通牒。并在解放军接管北平后的第二天2月1日在《人民日报》头版发表。其中将傅放在战犯，因战败毫无希望才谋求和谈，只能以求自赎的位置上。
这一公函的公开发表对傅作义如晴天霹雳。而向南京国民政府谋求出国正是他对中共发表公函的“气愤之慨”的反应。徐永昌不明其中原因，表示南京政府对傅“无所谓好不好，先要问何以不向上级报告所以即要出国有是理否”。傅要出国的理由徐未弄明白，然而傅要出走的意思徐则明白了。为此，徐指示杨慎五转告傅：“莫善于先回绥远。”徐的这个意见看来被傅接受了。2月15日，杨慎五见徐，“杨出宜生致彼电，要求留绥飞机勿返京，俾彼有机会离平”。这就是说，傅要求由他掌握一架飞机，伺机逃离北平。
2月22至24日，傅作义、邓宝珊与颜惠庆、邵力子、章士钊等前往西柏坡。通常的说法是，毛与傅相见愉快，前嫌尽释。然而，事实上27日邵力子返回南京，翌日徐永昌看望邵，邵“述傅宜生甚苦闷，一则以外间对之多有不谅解；一则以为他若一走固然落得清静，但就有若干人受苦”。傅的意思是，他若离平，其部属将失去庇护。总之，傅的实际状态是“甚苦闷”。
接下来不无戏剧性的一幕发生了。3月24日傅作义密电杨慎五：“杨慎五可亲送徐部长。请派王蔚梧乘机无论如何于明敬日先到绥，以便研究后日如何赴绥，万勿迟误，并须绝对秘密。”傅将其逃离北平的时间安排在26日，然而3月26日南京方面却收到傅这样一份来电：“杨慎五亲转徐部长……承派机来接，至深感佩。因毛来平，著陆场附近共军较多，故此间机场已不能降落。以后另找好著陆场，再行请派。”原来，就在3月25日，毛泽东率中共中央机关由西柏坡迁至北平，并于当日下午在北平西苑机场阅兵。这就是说，毛的忽然到来，并恰恰选择在机场阅兵，无意中打断了傅的逃离计划。

回绥远策划绥远起义期间，傅密会国民党代表向蒋介石表白甘心做卧底
1949年8月底，傅作义回到绥远，开始布置绥远投向中共的绥远起义。但就是在此过程中，傅作义还暗中面见了飞到绥远的国民政府特使徐永昌。9月18日，绥远起义通电发出。而就在之前的一天9月17日，国民党特使徐永昌、马鸿宾一行飞抵包头，会晤了傅作义。9月19日是徐在绥远的最后一天，傅作义特意安排在此一刻向徐最终亮出了全部底牌。徐记载：“九时许宜生来，谓此地不能谈话，乃偕过渠处。”此前的谈话均在徐处，这一回所以变更地点，因为这将是傅真正的交底。易地之后，傅“秘谓：今日绥军‘守’力量不够，‘攻’势更不济，‘走’官有二万眷属，毫无安置。尤其大部分士兵为绥远人，一时难于开动。自己一人南去无用，亦复无聊。即使蒋先生叫我指挥别人军队，人家对我亦无信心。所以现在必须与共党联合，以求生存”。
徐永昌前一日提出绥军西撤并由傅节制西北各军，被傅拒绝，但傅当时未说明理由，以上关于“守”、“攻”、“走”的结论，就是对徐的解释。然而问题的核心并不在此，而在“与共党联合，以求生存”。生存的意图何在，这才是傅的底牌。
接下来傅揭开了这个谜底。他说：“经过一个时期的整理军队，以配合人民的支持，假定某一时期中共以兵压迫时，彼时利用官兵心理却可打出去。今日对蒋先生须求有效果的途径，如系维持现状，绝无生存之理。以联共求得时间，而以革命求进展，利用合作农场，半年数月间可增至二十万人。明年三、四月间将为中共最痛苦之时期，其最重要因素仍在经济，中共绝不能成功。简言之，领导人物大多数皆是坏人。等等。最后结论，中共可能失败”，“（渠）要扩展实力，即是将可用干部放入农村。”
经过上述解释与交底，最后，傅作义以一段对蒋的感情色彩颇为浓厚的表态剖白了心迹，明确表明自己要忍辱负重当卧底。傅说：“蒋先生权当认错了人，权当傅某力量投了敌，但最后必要发生一个大报答。蒋先生此时尽可宣传傅某之罪恶，只要蒋先生知道傅作义的心。此事做下去可能为中共杀害，但并未希望蒋先生为之昭雪。盼望好友之来如此之切，亦并非要好友为之保证，乃是要一二人知道中华民国胜利因素中仍有傅作义一员。傅作义必有轰轰烈烈之功绩以报国家，以报蒋先生，不然有死而已。”据徐记载，傅“言下痛哭，且谓不想作了如此错事，对不起人”。
谈话后，傅还向徐递交了一份上蒋呈文。这是傅作义就政治、军事、经济、外交、党建等等问题向蒋提交的一份全面的献策。呈文分为“（中）共可能失败的条件”、“相持阶段之形成”、“我们的做法”三个部分。关于中共可能失败的条件，傅着重指出中共的几个弱点：“外交孤立”：“经济贫困、食粮发生不足”：“军队前进太快，后方空虚”。关于相持阶段的形成，傅重点建议：“封锁，疲困经济”：“轰炸电厂，以扰其人心”：“沿海交互登陆，以分散敌兵力”；同时建议侧重宣传中共“出卖国家民族”。关于“我们的做法”，这是一个重建国民党的意见，核心是“我们应认识我们已经失败，应重新革命、重新复兴”。

直到六十年代傅作义似仍和蒋介石有联系
那么傅作义对徐永昌的较低是否是对国民党方面的编造，虚与委蛇呢？事实是傅作义确实是按照他对徐永昌交底的布置去做了。
在傅对徐永昌的交底中，傅将中共最痛苦的时期判定为1950年三四月间，这是指中共难以渡过这年的春荒。而利用合作农场，将干部放入农村，此即傅之底牌。傅早年担任绥远省主席时，欣赏梁漱溟等人的乡村建设学说，在绥远推行过教育、生产、武装三位一体的农村制度，即教、养、卫制度。傅所称利用合作农场，就是寓兵于农的意思。傅的计划是，一旦中共遭遇困境，而傅又赢得发展时间，届时便可“打出去”了。这就是“与共党联合，以求生存”的意图。随着这个计划的披露，傅向徐亮出了底。
而当年主管绥远工作的薄一波记载：“傅作义回到北平以后，有一次和我谈话，谈到绥远今后的工作，表示今后必须做到两件事，一是绥远彻底解放区化，军队彻底解放军化；二是1.8万名干部，必须给以安置，最好的办法是修渠开垦。关于他个人的去处，我告他说，绥远军政委员会仍需成立，由他作主任，但这只是一个过渡，暗示将来中央人民政府成立时，可以在政府中工作。他表示怕学识不够，愿意多学习，并且说后套有16万顷地，可耕地为10万顷，而现耕种面积只4万顷，如果政策允许的话，他愿意在此修水利搞合作农场。我把他的意愿报告党中央，不久，毛主席就在傅的意愿的基础上提名他为中央人民政府水利部部长。”
从这一记载看，傅作义的“利用合作农场，将干部放入农村”计划，他是确实去推行了的。
但傅作义始料未及的是，他之前引以为所有推想的基础：美苏很快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并未发生，于是，中共在大陆也并未在1950年三、四月间经历极大的困难时刻。眼见局势变化并非如自己预料，傅作义不得不放弃了原计划。

中共中央书记处政治秘书室主任的师哲晚年披露：“中央人民政府成立，让傅作义担任了水利部部长。约一年后的一天，他找到毛泽东，给毛泽东说，他还有多少电台，多少枝枪，存在什么什么地方。毛泽东说：‘你留着用吧。’他当然不敢‘留着用’。”
也就是说，1950年傅作义的预测完全落空后，他才向中共方面交出了他的最后底牌。
但交出底牌不代表他并不继续卧底了。
据台湾学者郭岱君新近披露出来的蒋介石日记显示，傅作义在1963年还与蒋介石暗中联系过，蒋介石在1963年8月9日的日记中写道：“傅逆作义特以专人带来其亲笔书‘悉贡所能’四字。密告于余，但其并未具名，其字确是真笔，可知匪共内部已至崩溃在即，有不可想象之势，否则此种投机分子，绝不敢出此也。”此后8月份、9月份、10月、11月蒋在日记中都有提及傅作义，例如说下周讨论傅逆之事等等，但之后就不再出现了。
由此可见，被迫不得不起义交出军队和地盘的傅作义，实则自起义后，都扮演着一个国民政府在中共方面的卧底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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