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碎了无痕【视频】唐代范阳卢氏研究-博云书房

作者: admin 　发布: 2020-04-15　分类:全部文章　阅读: 212次

【视频】唐代范阳卢氏研究-博云书房极品御用闲人

内容提要
士族的存在是中国封建社会历史上晋唐时期独有的政治现象和社会现象。80年代以来，史学界对士族的个案研究逐步开展起来。本文选取了唐代范阳卢氏为例．从它的仕宦、文化、婚姻、籍贯迁移和归葬等四方面入手，对它进行较为完整、系统的研究。
全文共分六大部分。
第一部分，序言。介绍选题意义、研究范围。
第二部分，仕宦。这一部分选取了范阳卢氏最主要的构成——四房卢氏为例。经研究发现，这四个房支在仕宦发展上是不平衡的。从整体上讲，第一房要优于其它三房，尤其体现在3—5品官的数量上，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主要有两方面，一是第一房文化上占有优势，特别是在应试教育方面要优于其它三房。
第二，第一房的婚姻又较为成功。以上这些情况促进了第一房仕宦上的成功。
第三部分，文化。范阳卢氏一方面继承了传统家学，如通经治史，谙习法律典章，擅长书法等，并在这方面做出了一定贡献。另一方面，又适应新的政治形势，在诗赋文章方面取得了较大成绩，出现了一些文化名人，如“初唐四杰”之一的卢照邻，“大历十才子”之一的卢纶等。范阳卢氏文化上的成就对其仕宦的成功是一个有力的推动。而后来家族的衰落，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文化传统的丧失。
第四部分，婚姻。经过笔者的统计，发现唐代范阳卢氏的姻亲家族约有50个，可以分为娟大类：1．与它地位相近的第一流士族；2．社会声望较低的二、三流士族；3．唐代新兴的士族；4．一些士庶不可考的家族。范阳卢氏把婚姻作为一种政治工具，用以维护和提高其自身的政治地位。这就使其婚姻带有极强的门当户对性、重叠性等特点。
第五部分，籍贯迁移和归葬。到了唐代，范阳卢氏已散居各地，主要有以洛阳为中心的河南地区、长安、相州、河中等10余个地方。而墓地也相应集中于以洛阳为中心的河南地区。笔者认为，以上这些情况很大程度上是由仕宦情况来决定的，由于范阳卢氏许多家族成员在洛阳附近做官，久而久之便落籍于当地了，而死后也自然会葬在那里了。此外，也舍有战乱等因素。
第六部分，结语。概括本文的主要内容，指出需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唐代范阳卢氏研究
唐代是士族逐渐走向衰亡的时期，但很长一段时期内，士族却在政治舞皇上十公活跃。在整个唐朝的统治阶层中，士族阀阅出身的官僚占据很大比重。对于这种观象及其产生原因，史学界已从士族整体方面给予了解释。本文则准备从其中的一个家族即范阳卢氏啾手，探讨这个家族在宣煎的发展历程，以期对唐代的范阳卢医有一个较为完整的、清晰的认识，从而加深对整个士族阶层的了解。关于范阳卢氏，目前尚未见到有专文讨论它在唐代的较为全面具体的情况。范阳卢氏是传统的世家大族之一，在士族的发展史上占据一席之地。本文拟从范阳卢氏的仕宦、婚姻、文化、籍贯迁移和归葬等四个方面着手，对它进行一个较为系统的研究，以期对今后的研究有所裨益。
一、范阳卢氏的仕宦
作为传统的世家大族，范阳卢氏在唐代的仕宦也是相当成功的，但却不象有的世家大族那样，在政坛上多叱咤风云、左右政局的人物。这一点，前人已有所涉及。本文准备从卢氏家族内部人手，以《新唐书·宰相世系表》中的四房卢氏即第一房阳乌房、第二房敏房、第三房昶房、第四房尚之房为中心，来考察四个房支之间仕宦发展的不平衡性，同时略谈一下他们的一些共性。本文以《新唐书·宰相世系表》中的范阳卢氏为主，参用《唐代墓志汇编》④和其它一些材料，兹列范阳卢氏四个房支仕宦整体情况统计表如下：


表一将统计结果划分在五个时期内，主要是考虑到了唐代不同时期的特点及士族的发展趋势。我们先来看四个房支仕宦发展的不平衡性。
从表中可以看出，第一房的仕宦是最成功的。首先是第一房仕宦人数最多崔走召新书，高达216人，是第二房的二倍多，第三房的四倍，第四房的三倍多。这就说明，第一房首先在总体仕宦方面取得了压倒性的优势。唐人对此也有评论，一则卢夫人的墓志写道：“夫人九代祖??以小字阳乌，今称阀阅者多以阳乌房为上。”这则墓志记叙的是成通年间的事，说明整个唐代情况都是如此。
再者，第一房三至五品官的数量也是最多的。在唐代，官员皆可享受一定程度的特权，但五品官是一个分水岭。关于这一问题，张泽咸先生有详细的论述，这里仅略述一下。唐代九品以上官皆为不课户，“诸视流内九品以上官及男年二十以上、老男、废疾、妻妾、部曲、客女、奴婢，皆为不课户。”《新唐书·食货志》记载相类。这里的“不课”，主要是指赋税，但也有徭役的内容。不过，流内官员是有区别的。《唐律疏议》载：“依《赋役令》：‘文武职事官三品以上若郡王期亲及同居大功亲，五品以上及国公同居期亲，并免课役。”《唐六典》载：“凡丁户皆有优复蠲免之制。(原注：诸皇宗籍属宗正者及诸亲五品以上父祖、兄弟、子孙及诸色杂有职掌人。)”从这些记载可以看出。五品以上官不仅本人不承担课役，连父祖、兄弟、子孙俱免课役，正如白履忠所说：“五品家，终身高卧，免有徭役，不易得之也。”而六品以下官原则上只免本人课役。
此外，五品以上官在觐见皇帝、营建住宅、子孙人学、荫子孙等方面都享有比六品以下官更为广泛的特权。因此，一个家族的成员仕宦成功与否，五品以上官是一个重要的依据。这样的官品不仅能保证本人得到更多的升迁机会，对亲属和子孙辈也会产生重大影响。因此，第一房的三至五品官人数最多是其仕宦成功的最重要标志。
以上是对官品的一些分析，下面来比较一下具体官职。(一)台阁重臣——宰相
宰相在封建社会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台阁重臣。在唐代，宰相对政坛有着极重要的影响。因此，无论是当时人还是后人评价某一家族时，宰相都是一个重要参数。四房卢氏一共出了八位宰相，第一房为卢承庆、卢钧；第二房为卢商、卢翰、卢迈；第三房为卢怀慎、卢杞；第四房为卢文纪。卢文纪实为五代时后唐宰相，勉强人数。从这八人情况看，几乎都没起到十分重要的历史作用，仅能在他们之间做一个比较。．
第一房的卢承庆是四房卢氏里最早成为宰相的人，他“美风仪。博学有才干”，因此得到唐太宗的赏识，“擢拜考功员外郎，累迁民部侍郎”，“兼检校兵部侍郎，仍知五品选事”。于显庆四年(659年)“代杜正伦为度支尚书，仍同中书门下三品”。但他做宰相时间很短，“寻坐度支失所，出为润州刺史”。在宰相位上没有建树。
第一房第二位宰相是卢钧，他是一位较有作为的官员。在他任华州刺史期问，改革了驿马制度，“率三岁一易，自是无乏事”。他任岭南节度使时，为政廉沽，不谋私利，对于那些流放人员的子孙加以抚恤。当时，当地少数民族与汉族有矛盾，他立法加以调解，“由是徼外肃清，而不相犯”。会昌四年(844年)他“检校兵部尚书，兼潞州大都督府长史、昭义节度、泽、潞、邢、}名、磁观察等使。是冬，诏钧出潞军五千戍代北”。@潞卒发动了叛乱，卢钧凭借州兵加以平息，由此而检校尚书左仆射。以后他在任尚书右仆射、宣武节度使、河东节度使等官期间，都有一定的政声。但他直到大中十一年(857年)九月，才“检校司徒、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但这时他已八十高龄，又不为当权者如令狐绚等人所重，不大可能取得什么功绩。
第二房出了三位宰相。其中卢翰和卢迈先后出任德宗时期的宰相，可谓贵盛一时。卢翰在《两唐书》中无传，事迹不多。建中二年(781年)，朝廷曾派他去安抚谋叛的梁崇义，那时他身为给事中。但此行无任何积极作用，“崇义益不安，跋扈甚，谏者多死”。兴元元年(784年)正月，他任“兵部侍郎、同平章事”。这时德宗逃亡在奉天，为了笼络人心，对追随者加功进爵。卢翰也不例外，并不见得是做出了多大功绩。这可以从陆贽草拟的一份制书中看出：“自鸾车载驾，薄狩于梁，执羁有从我之勤，及圈励匪躬之节。”制书中提到了卢翰追随德宗有功，“可门下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散官勋封如故”。卢翰的宰相生涯两年多一点儿，贞元二年(786年)便罢为太子宾客，这时他已是“勤劳既久，衰疚有加。宜徙中于春闱魔龙在世，用优贤于暮齿”国估计以如此高龄，在宰相任上难有大作为。现有材料中找不到卢翰任相两年期间的事迹，也可以说明这一点。
卢翰稍后的宰相是卢迈。贞元九年(793年)五月，“以尚书左丞卢迈本官同平章事”。此前，卢迈在任右谏议大夫期间，“累上表言时政得失”，显示了一定的才干和勇气。但他信奉“谨身中立，守文奉法”的信条，年少时即“以孝友谨厚称”，任相后，“时大政决在陆贽、赵憬，迈谨身中立，守文奉法而已”湖羊吧。这时的他已没有当年讥评时政的锐气，更谈不上有所作为了。
第二房第三位宰相是宪宗时期的卢商。任相前，他为官有一定政绩。在任苏州刺史期间，他改革了烦苛的盐法，“籍见户，量所要自售，无定额，苏人便之，岁课倍增”。开成三年(838年)，朝廷用兵上党，他任户部侍郎，“兼供军使，军用无阙”。@证明他主持后勤工作十分出色。会昌六年(846年)，他以剑南东川节度使、检校礼部尚书升任“兵部侍郎、同平章事”。毋但他任相n寸间很短，大中元年(847年)八月便罢相而“出为鄂岳观察使”。如此短暂的宰相生涯，使他不可能也来不及建功立业。
第三房的卢怀慎是这一房支也是唐代范阳卢氏家族中最为杰出的一位宰相。早在景龙年问，他任御史中丞，就提出了吏治改革的三项主张：第一，地方官任期四年，非四年以上不得调遣；第二，裁汰冗员，主张外放一些有才干的员外官；第三，重赏罚，犯罪官十数年内不准录用。这三项主张，切中时弊，不失为良策。虽未被中宗所采纳，但这些主张基本上都体现于后来的开元改革之中了。而那时卢怀慎已身为宰相，参与大政方针的决策了。开元三年(715元)，他与姚崇一道上疏，主张依法治薛王舅父王仙童暴虐百姓之罪，最终成行。这反映了他刚直不阿的本色。卢怀慎为人十分谦恭，他认为自己才能不及姚崇，“每事皆推让之，时人谓之‘伴食宰相”’。回其实，这正是他尚贤让能的体现。在他临终之际。“遗言荐宋碌、李杰、李朝隐、卢从愿”，宋臻后来成为一代名相，这体现出卢怀慎知人善荐、忧国忧民的宽广胸襟。卢怀慎还有一个特点即“俭”。他小仪生前生活俭朴，而且不营资产，以至死后家无留储，玄宗还下诏去救济他的家人。单从廉洁这一点说，做宰相的能达到如此地步，实属难能可贵。唐人李冗记载：“公(怀慎)清俭而廉洁，蹇进而谦退，四方赂遗，毫发不留。与张燕公(说)同时为相，张纳货如山。”张说也是一位有作为的宰相，但卢怀慎的清廉是他所无法比拟的。
与他相比，卢杞就遗臭万年了。卢杞是卢怀慎的孙子，人品却极端险恶。他虽“不耻恶衣粝食，人以为能嗣怀慎之清节”，但他“既居相位，忌能妒贤，迎吠阴害，小不附者，必致之于死，将起势立威，以久其权”。先后陷害杨炎、张镒等人，并借朝廷用兵之际，大括民财，“京师嚣然如被贼盗”。此外，他对泾原兵变也有着不可推脱的责任，最终被罢相，“贬为新州司马”。函“天下无贤不肖，视杞如仇”，以至于后来皇帝想再起用他时，给事中袁高、谏官赵需、裴倍等人上疏极力反对，最终没有再被录用。
第四房的卢文纪是五代后唐末帝时的宰相，他之所以能当上宰相，并不是有真才实学，而是因“形貌魁伟，语音高朗，占对铿锵，健于饮啖”，从而得到了末帝的厚待。但他“处经纶之地，无辅弼之谋，所论者爱憎朋党之小瑕，所纠者铨选拟抡之微类”。不仅毫无作为，石敬瑭引契丹南下之际，末帝亲征，他还从中阻挠。后唐失败，卢文纪的宰相生涯也结束了。
综观卢氏一族，共出了八位宰相，分布也较平均，只是第二房三位，第四房一位。但各房所出宰相很少有重大作为，唯有卢怀慎还算突出。因此，单从宰相这一职位还难以看出各房的显著差别。
(二)朝廷显宦——仆尚丞耶
严耕望先生说过：“唐世朝廷达宦自莫过于宰相、翰林学士与尚书省诸长官。宰相、翰学虽极显要，然人数较少，不能尽朝廷显达之全部。惟尚书省之左右仆射、左右丞、六部尚书及侍郎，不但本官华贵，即凡朝廷显达亦莫不曾历此任，至于宰相翰学尤多以此官兼充，故能尽括朝廷显达之全部者实莫过于此。”严先生所论极是，仆尚丞郎官确为朝廷显宦，政治地位极高。下面就比较一下四房卢氏出任此类官职的情况。据严先生统计，范阳卢氏共有34人出任过仆尚丞郎一类的官。除卢匡、卢耽、卢深、卢说、卢征、卢义恭6人房支不可考外，余下28人房支系统清晰，兹列表如下：


从表中可以看出：第二房人数最多，为9人，人次也最多，为20人次；第一房稍逊，8人，19人次；第三房5人，14人次；第四房4人，13人次。这与前面所论及的仕宦总体情况稍有出入。首先，第一房虽整体上优于第二房，但这一方面却略逊一些。其次，第四房也是稍逊于第三房，与整体仕宦比较不相一致。由此可见，整体上占优不一定局部上也有优势。
具体来看，尚书左、右仆射是尚书省名义上的最高长官，在唐初也是宰相正员。但后来不再管具体政务，成为闲职，往往用来安置罢相之人，成为一种荣衔。
这方面第一房、第二房占优，各有1人次，三、四房则没有。
唐代左、右丞是尚书省政务的真正主持者。早在贞观年间，左、右丞就已分掌细务，取代了右、右仆射的实际地位。尚书省的各项工作，都是在左、右丞的统率下进行的，因此，左、右丞在实际政治生活中要比左、右仆射重要。这方面依然是第一房、第二房占优，各有5人次，第三房2人次，第四房1人次。
再来看六部。六部次序，前后凡三变。武德令以吏、礼、兵、民、刑、工为序，贞观令以吏、礼、民、兵、刑、工为序。光宅元年准周礼六官，改以吏、户、礼、兵、刑、工为序，终唐世不改。但在政治上实际地位次序为：吏、兵、户、刑、礼、工。由此，我们判断的标准当以实际政治地位为参考。从六部尚书看，第一房占优，卢钧、卢承庆二人曾任过位高权重的吏部尚书，而其它房支仅有第三房的卢怀慎任过此职。兵部尚书则全部空缺。户部尚书第一房2人次，第二房2人次，第三房无，第四房卢知猷任过此职。排序靠后的礼部、刑部、工部尚书地位较低，三、四房在这方面倒不占劣势。
六部尚书在唐初至天宝时为人所重。但后来安史乱起，除了吏部尚书稍有职事外，其他尚书以职事清闲，不常除官。有任职者，其地位也不高，倒是六部尚书的下一级——丞郎的地位渐贵。正如唐人李肇所论：“国初至天宝，常重尚书??兵兴之后，官爵寝轻，八座用之酬勋不暇，故今议者以丞郎为贵。”盼因此，丞郎后来逐渐成为十分显要的官职。但在这一方面，各房情况相差不多，尤其是在重要职位上难分高下。如吏部侍郎一职，前三房都是各2人次。兵部侍郎一职，第二房与第三房各3人次，并列第一；第四房与第一房持平，各2人次。
总体上看，在仆尚丞郎方面，房支的厚势基本上决定了各房的大致情况，但局部略有差别。
(三)各司长官——郎官唐尚书省所属除六部尚书、侍郎外，还设有郎中、员外郎之职，统称郎官。郎官是各司的正、副长官，分管各司政务。在唐代，郎官的地位很特殊。首先，员外郎虽是从六品，却由皇帝亲自任命。唐人刘肃说：“隋制，员外郎、监察御史亦吏部注，诰词即尚书、侍郎为与之，自贞观已后，员外郎尽制授。”唐人称郎官为“清资”、“清选”、“清流”等。尚书省六部的正副长官是尚书与侍郎，其下一级为郎中与员外郎。各部的重要事宜，大都由郎官起草立议，郎官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在唐代极受重视。因此本文把郎官视为四房卢氏仕宦比较的一个重要参考。
依据《唐尚书省郎官石柱题名考》，四房卢氏出任郎官的情况可列表如下：


从表中可以看出，第一房具有明显优势。首先，第一房总人数26人，居各房之首。其次，第一房在重要官职上表现突出，如左司员外郎3人，占到四房总数的60％：吏部郎中数也居各房之首。总的说来，位尊权重的吏部四司，第一房仕宦人次达到了20人次，雄居榜首。第二房稍差，为14人次。第三房、第四房依次11人次、8人次。
第二房与第一房相比，略逊一筹，但在吏部四司上的分布较为平均。而第三房、第四房则有些失衡。如第三房出任吏部郎中4人次。吏部员外郎4人次，不比前两房差，但司封郎中、司封员外郎空缺，而第四房还空缺了司勋郎中。
郎官在唐朝政治生活中所起的作用很大，许多高官皆是由郎官升迁上去的。因此。从此表所反映的情况，我们就可以理解范阳卢氏四个房支在更高一级的仆尚丞郎等官职上的不同表现了。
以上对四房卢氏所做的粗略统计和分析，不大可能十分准确地反映历史的原貌。因为许多人物在《新唐书·宰相世系表》中缺失或无官无职，只能考出一小部分。还有许多记载疏漏也不能详加考订，这势必影响统计结果。不过，就现有材料来说，以上统计还是基本上反映了历史实际。
经过统计可知，第一房、第二房总体仕宦人数多，高官比重大。但在宰相方面与三、四房分不出绝对优劣来。不过，从往下一级的仆尚丞郎和郎官看，就显出明显的差别来了：一、二房的厚势一览无遗，三、四房相对差得多。但三、四房之间的对比很有意思。总体上看，第四房似乎优于第三房。可从统计来看，第三房在高官上略胜于第四房，如宰相方面，第三房2人，第四房1人。仆尚丞郎和郎官也是第三房多于第四房。这体现了局部发展的不平衡性。
做了如上比较之后，进一步的问题是，四房卢氏仕宦发展不平衡的原因何在?
从浅层看，家庭成员的繁盛与否是一个原因。如第一房人口数明显多于其他三房。人口基数大，出人才的机率就相对大一些。不过，若单从人口数量考虑，显然是片面的。还应该从更深层面看，那就是文化和婚姻方面原因。
唐代，传统的门阀政治体制荡然无存，世家大族在政治上不再具有垄断地位。他们用以维护政治地位的主要手段之一便是文化上的优势，而新兴的科举制则正好提供了这个便利条件。范阳卢氏的家族文化传统源远流长，至唐仍十分发达，并用以适应了科举，维持了家族长时期的兴盛。但就家族内部而言，文化上的发展也不平衡。
从总体上而言，第一房在文化上是占优势的。从《全唐诗》、《全唐文》、《新唐书·艺文志》、《唐诗纪事》等书中所录的范阳卢氏来看，无论从文人数量还是著作上都是如此。但优势不是十分明显，而且第一房也缺少文化名人。不过，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第一房在应试教育方面似乎比其它三房要成功。拿最受唐人重视的进士科而言，本文共考出范阳卢氏进士38人。第一房有卢锴、卢粲、卢钧、卢邺、卢肃、卢华、卢藏用、卢戡、卢弘宣、卢告、卢士玫、卢先之、卢峻、卢子鸷、卢就等15位；第二房有卢甚、卢商、卢鼎、卢渥、卢瑶、卢顼、卢玄晖、卢保衡、卢宏等9位；第三房有卢景亮、卢怀慎、卢元辅、卢尚卿等4位；第四房有卢简能、卢简辞、卢简求、卢弘止、卢知猷、卢玄禧、卢虔灌、卢汝弼、卢嗣业、卢常师等10位。就此而言，第一房在进士科上似乎占有优势。但由于材料原因，不能再考出更多的进士人物，无法接近历史实际。因为《唐语林》载：“范阳卢，自兴元元年癸亥德宗幸梁洋，二年甲子鲍防侍郎知举，至乾符二年乙未崔沆侍郎知举，计九十二年，而二年停举；九十年中，登进士者一百一十六人，诸科在外。”够光这九十年中就出了116人。因此，这里只能大胆猜想，第一房由于在应试教育方面做得好，从而取得科举上的优势，并进一步取得仕宦上的成功。
还有，第一房在婚姻上也是相当成功的。范阳卢氏身为世家大族，其家庭成员的婚姻是为了维护和巩固自身政治地位的需要。因此，哪一房婚姻显赫与否，势必极大影响着仕宦成功与否。我对范阳卢氏的姻亲做了一个统计(详见本文第二部分)。现在从中抽取最主要的姻亲即博陵、清河崔氏、荥阳郑氏、陇西李氏、赵郡李氏，做了一个粗略的统计，见表四：

从这个统计来看，第一房与这些望族通婚的程度是很高的。这些大族在唐代为时人所重，仕宦上很成功，享有很高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第一房与他们联姻最多，证明第一房的婚姻也是相当成功的。
考察完了内部发展的不平衡性，再略谈一下范阳卢氏家族的整体情况。从总体上看，范阳卢氏的发展与唐代士族的发展是一致的，四个房支的情况也是如此。在唐初，由于李唐王室对山东世家大族有个招揽吸纳过程，这其中也有过排斥，而世家大族也有个适应过程。因此，范阳卢氏在唐初仕宦人数不多。但到了中宗至玄宗时期，各房仕宦人数急剧增加，尤其是在三至五品高官方面。这表明范阳卢氏完成了适应过程，实现了家族的全面复兴。安史乱后，范阳卢氏的仕宦全面衰落，人数骤减，这与安史之乩对世家大族的沉痛打击是分不开的。一灶安史之乱席卷了几乎绝大多数世家大族所在地；二是这时的世家大族已逐渐脱离了乡里成为中央化的官僚型士族。甫经战乱，由于没有了原来那样牢固的地方基础，所受打击尤为沉重。到了唐末，更由于席卷全国的唐末农民大起义的沉重打击，再加上连年不断的割据战争，包括范阳卢氏在内的世家大族便从此一蹶不振。到宋初，便从政治舞台上消失了。正如宋人王明清所说：“唐朝崔、卢、李、郑及城南韦、杜二家．蝉联硅组，世为显著，至本朝绝无闻人。”
二、范阳卢氏的文化
在庸代，范阳卢氏在文化方面做出了很大贡献。一方面，他们继承了传统家学：通经治史、谙习法律典章、书法；另一方面。他们又在诗赋文章方面取得了较大成绩。
(一)通经治史、谙习法律典章
范阳卢氏自汉代肇兴以来，通经治史就成为家族的一项最重要的家学内容，创始之人当首推东汉时期的卢植。他“少与郑玄俱事马融，能通古今学，好研精而不守章句”。马融是当时的海内大儒，又是外戚豪家，他的弟子自然就获得了很高的声望。卢植籍此步入仕途，也开创了范阳卢氏家族治经史的传统。卢植“作《尚书章句》、《三礼解诂》”，时人称之为“海内大儒”，后来曹操评价他：“名著海内，学为儒宗，士之楷模，国之桢干也。”自此范阳卢氏世代以儒业知名。卢植子卢毓，对儒家经典十分精通，曾多次引经据典向曹操、曹丕进谏，并获首肯。卢毓子卢钦也“清澹有远识，笃志经史”，“所著诗赋论难数十篇，名日《小道》”。范阳卢氏的家学文化从此一直延续下来，直到唐代。
唐初，卢彦卿“撰《后魏纪》二十卷，行于时”。其孙卢粲“博览经史”，曾依据《周官》驳斥中宗的“太子却取卫府封物，每年以供服用”的诏令，依据《左传》驳斥为武崇训造陵的诏令。可见他对经史尤其是其中“礼”的部分十分精通。
卢承庆是范阳卢氏入唐后的第一位宰相，他“美风仪，I尊学有才干”，“太宗尝问历代户口多少之数，承庆叙夏、殷以后迄于周、隋。皆有依据，太宗嗟赏久之”。这说明他对历史上户口变迁及相应史料掌握得十分清楚。很显然，没有深厚的史识是不行的。正因为如此，太宗对他十分赏识，先后任他为兵部侍郎、尚书左丞等高官。卢承庆的孙辈里，卢藏用“少以辞学著称”，同时兼习儒道，“隐居终南山，学辟谷、练气之术”。他也继承了家族治经传统，著有《春秋后语》十卷。
范阳卢氏家族对唐代法律典章的修订也做出了一定贡献。仪凤二年(677年)左仆射刘仁轨、金部郎中卢律师等人修成《永徽留本司格后》十一卷。这可以说是一个开端。
开元年间，范阳卢氏参与唐朝法律的修撰删定工作达到了高峰。开元三年(715年)，由姚崇、卢怀慎等人删定的《开元前格》十卷进上。开元七年(719年)，山宋臻、苏预、卢从愿等人删定的《开元后格》十卷、《令》三十卷、《式》二十卷进士。《唐六典》成书于开元二十六年，范阳卢若虚参与了修撰工作，他本人多才博物，对典章故事十分熟悉，曾独立撰写了《南宫故事》三十卷。《唐六典》是唐代重要的行政法典，在唐代就已传到日本，对日本的法律制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卢若虚能参与修撰这样重要的法典，除了必要的官职外，最重要的原因当推他对典章制度的精通了。
德宗时期，卢纾撰写了《刑法要录》十卷，这似乎是范阳卢氏家族修撰法律典章工作的一个尾声了。
从法律典章修撰工作方面来看，范阳卢氏参与修撰了唐代许多极为重要的律令格式，并有几部个人的法律方面的著作，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重大贡献。从中也能看出范阳卢氏家学一脉相承的轨迹，而且他们借此也提高了自己的政治地位，如卢从愿就因删定《开元后格》而“迁中书侍郎”。
(二)书法
范阳卢氏家学的另一主要内容是书法。《魏书·卢渊传》云：“初，谌父志法钟繇书，传业累世，世有能名。至邈以上，兼善草迹。渊习家法，代京宫殿多渊所题。白马公崔玄伯亦善书，世传卫罐体。魏初工书者，崔卢二门。”这段话明确指出了书法是范阳卢氏的“家法”，而且这个传统早在西晋刚期的卢志那里就已开始了。
唐代范阳卢氏家族仍然继承了这一传统。较早的具有一定名气的是武后时期的卢藏用，他“工草隶、大小篆√L分，善琴、奕，思精远，士贵其多能”。唐人张怀罐对卢藏用的书法做了较为中允的评价：“书则幼尚孙草，晚师逸少，虽阙于工，稍闲体范，八分之制，颇伤疏野。若况之前列，则有奔驰之劳；如传之后昆，亦有规矩之法。子潜隶、行、草人能，自陈遵刘穆之，起滥觞于前；曹喜杜度，激洪波于后。群能问出，角立挺拔。或秘象天府，或藏器竹帛，虽经千载，历久弥珍竞速车友会。并可耀乎祖先，荣及昆裔，使夫学者发色开华，灵心警悟，可谓琴瑟在耳，贝锦成章。或得之于齐，或失之于楚，足为龟镜，自可韦弦。”张怀瑶评论书法分为神品、妙品、能品三类，卢藏用是被列入能品一类的，给予的评价既有中肯的赞扬，如“传之后昆，亦有规矩之法”，“群能问出，角立挺拔”，“虽经千载，历久弥珍”等语。又有尖锐的批评，如“八分之制，颇伤疏野。若况之前列，则有奔驰之劳”等语。不过后人也有不同的见解，宋代陈思的《书小史》记载了吕总对卢藏用的一点评价：“卢藏用八分如露润花妍，烟凝修竹。”这与张怀瑾“八分之制，颇伤疏野”的评论相比，真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比卢藏用稍晚的卢鸿一(一作卢鸿)也长于书法。他“少有学业，颇善籀篆楷隶”，又“工八分书”。玄宗曾下诏称“嵩山隐士卢鸿一，抗迹幽远，凝情篆素，隐居以求其志，行义以达其道”，赞美他钟情于书法艺术。他在嵩山上“广学庐，聚徒至五百人”，@教授的内容中也必有书法方面的东西。
宪宗时卢弘宣“为度支尚书，有善书名。太尉李德裕尝得一帖，执玩颇爱其书。后知是弘宣所临，弥重之”。。虽是临摹之作，但也能以假乱真，使李德裕爱不释手，这说明卢弘宣的书法有较深的造诣。
范阳卢氏还有人会另外一种书法，“唐永真(贞)年，南海贡奇女卢眉娘??本北祖帝师之裔，自大定中，流落岭表??能于一尺绢上，缔《法华经》七卷，字之大小，不逾粟粒，而点画分明，细如毛发。其品题章句，无不具矣”。这种书法可称之为“微书”，也是对书法艺术的一种发展。
唐僖宗时，卢知猷“器度长厚，文辞美丽。尤工书，落简措翰，人争模仿”。他工于何书呢?《书小史》载：“工草隶，有楷法。”《宣和书谱》则进一步评论：“作字有楷法，时颇称之。盖昔之为论者以楷为上，行次之，章草又次之，草书为下。以其难工者楷法，而易工者草字耳。故前人定书以王羲之楷法为第一，钟繇次之，自繇而下无人，则知其楷法者不可多得。知猷之书有此者，是岂不学而能？乃其注意于此非一日也。”这里对卢知猷的楷书给予了肯定，认为他有较深的根基。
唐末卢汝弼亦有名气，“留意书翰，作正书，取法有归。当五季，士风凋弊，以字画名家者尤少，汝弼能力振所学，诚不易得”。回这一时期还有卢颖、卢尤元、卢潜“并工于翰墨，有名当世”。这表明，一直到唐末五代，作为范阳卢氏家学之一的书法仍在延续。
(三)文学
唐代是文学艺术繁盛时代，诞生了许多不朽的文化名人。在这种大环境下，原本就占有文化优势的传统世家大族也深深打上了时代烙印。同时，科举制度兴起。世家大族也要赶快占领新时代文化的制高点，以谋取政治与社会地位。唐末五代人王定保说：“三百年来，科第之设，草泽望之起家，簪绂望之继世。孤寒失之，其族馁矣；世禄失之，其族绝矣。”翰由此可见，世家大族能否适应科举制度事关他们能否获得政治地位或保持传统门第。唐代科举中主要的就是进士科与明经科，而唐人尤重进士科，称之为“士林华选”。自高宗以后，进士科考试偏重于诗赋。这样，许多世家大族逐渐转移了家学的重心，由通经治史向诗赋文章方面倾斜。范阳卢氏也不例外，涌现出一批能诗善文之辈。范阳卢氏族中最具影响的文人当推“初唐四杰”之一的卢照邻。他“年十余岁，就曹宪、王义方授《苍》、《雅》及经史，博学善属文。初授邓王府典签，王甚爱重之，曾谓群官日：‘此即寡人相如也。”可见他在文赋方面甚有时誉，并且有《释疾文》、《五悲》传世，“颇有骚人之风，甚为文士所重”。但他主要成就还是在诗歌方面。
卢照邻与杨炯、王勃、骆宾王并称“初唐四杰”。他们首先力图改革齐梁以来绮靡华丽的文风，开唐代诗风之先。他们多以自身遭遇及国家社会现状为题，改变了以往空洞无物的文风。王勃、卢照邻共同反对宫廷艳体——“上官体”，并结为挚友。卢照邻还曾到塞外，写下了许多边塞诗歌，开了代边寨诗之先河。他的诗饱含对身世不平及疾病缠身的愤懑，多以五言为主，在诗的内容和风格两方面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这以后，历经睿宗、玄宗、肃宗三朝，范阳卢氏陆续出现了一批诗人，但影响都不大，稍有些名气的是卢象。他的诗“雅而平，素有大体，得国士之风”。“刘梦得《董{廷诗集序》云：‘尝所与游皆青云之士，闻名如卢、杜。”这里“卢”指卢象，“杜”指杜甫，能与杜甫一起为时人并称，可见其声望极高。卢象还与王维有往来，“公始以章句振起于开元中，与王维、崔颢比肩骧首，鼓行于时。妍词一发，乐府传贵”。
与卢象同时期的还有卢俣、卢藏用、卢怀慎、卢幼平、卢鸿、卢载、卢从愿等人，作品都不多，且多为应酬奉和之作，在唐代诗坛上无甚影响。
天宝以后至大历年间，范阳卢氏家族乃至唐代诗坛上出现了一颗耀眼的新星，他就是“大历十才子”之一的卢纶。卢纶在当时很有声群，“宰栩王缙奏为集贤学士、秘书省校书郎??，以纶能诗，礼待逾厚”。后又得到韦渠牟的举荐，被德宗委任为户部郎中，可见他的影响很大。
笔者所见对卢纶进行专文研究的文章有卞孝萱、乔长阜的《卢纶的生平与创作》和蒋寅的《论卢纶诗及其对中唐诗坛的影响》毋。两篇文章出发点不同，但评价都很中肯。前文将卢纶一生分为三个时期：(一)玄宗、肃宗时期(二十三岁前)：读书避乱，“行旅诗”引入注目。（二）代宗时期(二十四岁至四十一岁)：宦海浮沉，“文咏唱和，驰名都下”。(三)德宗时期(四十二岁至六十一岁)：从军佐幕，“军旅诗”焕发异彩。作者认为卢纶一生的诗歌创作，前期取得一定成就，后期取得突出成就，相形之下，中期的成就较小，呈现为马鞍形。生活经历的影响，是出现这种马鞍形的重要原因之一。这个观点与蒋寅的观点不谋而合，蒋寅认为卢纶基本上是个体验型的诗人，注重表现自己生活和心理的经验内容。蒋寅进一步指出卢纶诗的特点：“卢纶对于各种体式所处理的内容是有区别的，歌行多处理咏物的内容，五律多处理抒情的内容，而叙述成分较多的内容则由七律来承担。”卢纶等“大历十才子”是元和诗人即元白一派风格上的前导，“唐之文体，至此一变矣”。
卢纶的诗内容丰富，题材广泛，既有关于社会现实、个人经历的内容，又有关于国家命运的内容。感情充沛真挚，在唐代诗坛上树起了一座丰碑。
此后一段时期内，范阳卢氏家族一度沉寂，仅有卢景亮、卢群有些诗作，但名气不大。到了文宗时出现了一位较有影响的诗人——卢仝。他得到了大文豪韩愈的赏识，“卢仝居东都，愈为河南令，爱其诗，厚礼之。仝自号玉川子，尝为《月蚀诗》以讥切元和逆党，愈称其工”。卢仝由于诗名很高，又讥评时政，最后死于甘露之祸，可见其诗具有现实主义风格和战斗精神。这与当时许多不敢过问时事、假装超脱物外的文人形成了鲜明对比。“仝之所作特异，自成一家，语尚奇谲，读者难解，识者易知。后来仿效比拟，遂为一格宗师”。卢全传世的几首长诗很有风格，叙述纵横捭合，想象奇特瑰丽，堪称佳作。
卢仝稍后，陆续出现了卢嗣立、卢肇、卢钧、卢求、卢顺之、卢渥、卢邺、卢嗣业、卢尚卿等诗人，但他们大多作品不多，影响不大。
到了唐末，有点儿名气的是卢延让。他注意锻炼词句，写实用意。其代表作《苦吟》突出地表现了这种思想：“莫话诗中事，诗中更难无。吟安一个字，捻断数茎须。险觅天应闷，狂搜海亦枯。不同文赋易，为著者之乎。”从中可以看出他对选词用句的要求极为严格。他的许多诗都体现了这种风格。他“曾献王建诗，有‘栗爆烧毡破，猫跳触鼎翻’。后建冬夜与潘峭平章边事，旋令宫人烧栗，俄有数栗爆出，烧埔褥”。后王建又亲眼见到了宫猫相戏而触翻小女班，“忆得卢延让卷有此一联”。可见他的诗作多来源于实际生活，注重写实。他还有“饿猫临鼠穴，馋犬舐鱼砧”之类的句子。这些句子都得到了时人王建等人的欣赏，翰林学士吴融“独重其作，盛称于时，且云：‘此子语不寻常，后必垂名。”惜不过，他也确有独到之处。如“两三条电欲为雨，七八个星犹在天”、“高僧解语牙无水，老鹤能飞骨有风”等句子，于平淡中见奇妙之境。“险觅天应闷，狂搜海亦枯”也表现了超凡想象。
这一时期还有卢汝弼、卢士玫等人有诗作传世，不过已是范阳卢氏诗人的余响了。
与传统家学相比，范阳卢氏在诗歌方面的成就要大得多，所出诗人有几位名家，如“初唐四杰”之一的卢照邻，“大历十才子”之一的卢纶，晚唐以尚怪奇知名的卢仝、写实闻名的卢延让。此外还有很大厚势。笔者认为，这正是范阳卢氏家学主要内容转移到诗赋文章方面的结果。典型的例证便是范阳卢氏家族所出进士在唐代笑傲天下，“范阳卢，自兴元元年癸亥德宗幸梁洋，二年甲子鲍防侍郎知举，至乾符二年乙未崔沆侍郎知举，计九十二年，而二年停举；九十年中，登进士者一百一十六人，诸科在外”。由此可见，为了适应争夺政治地位的需要，范阳卢氏家学的重心逐渐转移到应试上来，而又多集中于“士林华选”的进士科上。而自高宗后期，进士科以诗赋为主，所以范阳卢氏才会涌现出一大批诗人。
与诗歌方面的成就相比，范阳卢氏在文赋方面要逊色许多。《全唐文》共收录卢氏147人，在诸姓之中不占特别显著的地位，而且多为一些判词、疏奏、墓志铭之类的东西，艺术价值不高，更没有一位可称得上是大家的人物，这里就不再详加论述了。
从总体上看，范阳卢氏在唐代中前期的文化成就要大于后期，正与家族的兴衰基本上一致。范阳卢氏的兴盛很大程度上是凭借了文化上的优势，而衰落则是由于丢掉了这个看家宝。有一例可以佐证：“卢程，唐朝右族??庄宗署为推官，寻改支使。程褊浅无他才，惟矜恃门地，口多是非，笃厚君子尤薄之。”他无才无能，仅凭借祖上的荣耀卖弄。他还看不起非世族出身的冯道居于其上，说：“主上不重人物，使田里儿居余上。”国这里既表明了此时世家大族后代不为人所重视。又表明他们仍丢不下原有的门第观念。还有，“庄余尝于帐中召程草奏，程日：‘叨霉成名，不闲笔砚。’由是文翰之选，不及于程。时张承业专制河东留守事，人皆警惮。旧例支使监诸廪出纳，程诉于承业曰：‘此事非仆所长，请择能者。’承业叱之日：·公称文士，即合飞文染翰，以济霸国，尝命草辞，自陈短拙，及留职务，又以为辞，公所能者何也?’程垂泣谢之。”卢程因为无文才而丧失了炙手可热的“文翰之选”，又因不能处理政务而遭到羞辱，唯能“垂泣谢之”。这一幕生动地表现了没落的世族后代的悲惨境遇。而这正是由于丢掉了传统的家学文化造成的。《太平广记》也记载了这则事例，还加了评论：“大凡无艺子弟，率以门阀轻薄；广明之乱，遭罹甚多，咸自致也。”国指出了世家大族衰落之重要原因：无艺。而这又是其自身造成的。
陈寅恪先生说过：“夫士族之特点既在其门风之优美，不同于凡庶，而优美之门风实基于学业之因袭。故土族家世相传之学业乃与当日寸之政治社会有极重要之影响”。即指出了家学对世族维持政治地位的重要作用。家学一旦失去，生存自然要受到威胁。《颜氏家训》也说：“虽百世小人，知读《论语》、《孝经》者，尚为人师；虽千载冠冕，不晓书记者，莫不耕田养马。”固从中可见学业对一个家族的影响是极深的。
三、范阳卢氏的婚姻
唐人柳冲说：“山东之人质，故尚婚娅。”这是从人文地理角度指出山东士族崇尚婚姻的原因。但若只简单地归结为此点，那显然是不对的。一则墓志写道：“山东士族，例以修持门阀比校姻媾为光大??若仰吴穹而望乌兔。”进一步将婚姻与门阀联系起来。实际上，古代各家族之间的婚姻大都是政治性的，服务于维持政治地位的需要。范阳卢氏历来都很重视婚姻的这种作用。自魏晋兴起以来，范阳卢氏一直都在积极应用婚姻这一政治杠杆，而且屡试屡验。如第一房始祖卢渊就因为姻亲李冲的关系血狐杀戮，得到了魏孝文帝的信任。范阳卢氏“始以人物为盛，次以官婚为最”螃，是有历史传统的。
到了庸代，世家大族早已丧失了政治上、经济上的垄断地位。因此，除了政治上积极钻营外，还通过保留的社会影响米进行联姻，以维持和扩大政治影响。笔者认为，这是包括范阳卢氏在内的唐代世家大族进行联姻的根本出发点。以《唐代墓志汇编》为主要材料来源，笔者对唐代范阳卢氏的姻亲家族进行了统计，列表如下：



(一)姻族分析
从表中可以看出，范阳卢氏的姻亲家族约50个左右，涉及姓氏40多个。心碎了无痕他们可以大致分为以下几类。
1．与范阳卢氏同属第一流高门的大族。如清河崔氏、博陵崔氏、赵郡李氏、陇西李氏、荥阳郑氏、太原王氏等。在范阳卢氏的姻族中，这些大族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占到总数量的65％以上。
2·社会声望较低的二、三流士族。如弘农杨氏、京兆韦氏、京兆杜氏、河东裴氏、河东柳氏、琅琊王氏、河东薛氏、彭城刘氏、渤海高氏、清河房氏、乐安孙氏、上谷寇氏、广平米氏、渤海封氏、北平阳氏、江夏李氏、常山张氏、吴兴姚氏、河内司马氏、颖川陈氏、范阳张氏、太原郭氏等。这些士族形成于唐以前，并且大都曾与范阳卢氏有过姻亲关系。
3．唐代的新兴士族。如扶风马氏、昌黎韩氏、太原狄氏、寿春黎氏、京兆唐氏、欧阳氏、苗氏、魏氏等。这些家族在唐以前默默无闻，人唐以后，凭借家族成员的努力成为官宦世家升人士族。
4．一些士庶不可考的家族。如广陵戴氏、庐江何氏、路氏、柴氏等。它们在范阳卢氏姻族中所占比例微乎其微。
(二)婚姻特点
1．极强的门当户对性。
从当时为冠冕之首的山东五姓看，范阳卢氏在这个圈子里的通婚例子是最多的。这是因为该五姓的社会地位很高，又基本上平等。如柳冲所说：“山东则为‘郡姓’，王、崔、卢、李、郑为大??今流俗独以崔、卢、李、郑为四姓，加太原王氏号五姓。这种言论在墓志中也可普遍地见到，如“李、郑、崔、卢，姓之名器，千古推高。九流仰视”；“卢氏与崔王等五姓联于天下”；“王、郑、卢皆山东鼎族，宦媾之盛，时无与伦”@等等。之所以五姓并称于世，这实际上足因为五姓不仅社会声望较高，而且仕宦也较为成功。从宰相上看，有唐一代，崔氏26人，荥阳郑氏9人，赵郡李氏12人。太原王氏7人，范阳卢氏lo人。但范阳卢氏与其余四姓的联姻也不是均衡的。有趣的是，排列顺序与宰相数量排列顺序相一致：清河崔氏34例、博陵崔氏26例、荥阳郑氏3l例、赵郡李氏8例、太原王氏4例。这一点一致也许是偶然的，但与每个家族的整体仕宦情况应该是相一致的。柳冲也说：“今流俗独以崔、卢、李、郑为四姓，如太原王氏号五姓。”这说明五姓之中太原王氏的地位又相对低一些，因此范阳卢氏与之联姻相对较少。
除了崔、李、郑、王这些传统的山东世家大族外，范阳卢氏与陇西李氏联姻的例子多达23起。这主要是与陇西李氏在唐代的地位有关。西魏、北周、隋时，陇西李氏作为关陇集团成员就获得了较高的政治地位。李庸王朝建立以后，又以关陇集团为政治支柱，继续执行关中本位政策。陇西李氏拥戴柑功，加之出现了李靖等名臣，地位得到了极大提高。“乾元元年，著作郎贾至撰《百家类例》十卷。其序旨日：‘以其婚姻承家，冠冕备尽，则存谱。大谱所纪者，唯尊官等清职。传记本原，分为十卷，爱列百氏，其中须有部折，钱景峰各于当族注之。通为百氏，以陇西李氏为第一。至贞元中，左司郎中柳芳论氏族、序四姓，则分甲乙丙丁，颁之四海，世族则先山东。载在唐历”。啦可以看出，在唐人眼中，陇西李氏虽不是传统的四海望族，但在当时的地位是极高的。而且唐代陇西李氏出了十位宰相，仕宦也是很成功的。因此，范阳卢氏与陇西李氏联姻，显系从现实政治利益出发，借以扩大自己的政治影响。正如卢伯卿墓志所载：“公即司法之长子也。李氏之出，外王父揆。乾元中，以鸿文奥学润色王猷，区辅之绩，存乎廊庙，由是门阀之盛，冠冒百氏，与我婚媾，即为名家李揆是陇西成纪人，他于乾元初任宰相，深得肃宗赏识，“肃宗赏叹之，常谓揆日：‘卿门地、人物、文章，皆当代所椎。’敞时人称为三绝”。心李揆权倾一时，家族因之而荣显，因此“与我婚媾，即为名家”。
范阳卢氏在社会地位上与山东四姓、陇西李氏同属一流士族，因此联姻频繁。在相互联姻时，较多地注重门第，对所处的具体的政治地位要求相对宽松一些。以下试作分析。
从实例看，总体上对双方政治地位的对等性要求不十分严格。这表现为：在不同的时期皆有政治地位相当的和不相当的，但不相当的比例耍大得多。以崔氏为例，可考的通婚双方祖上政治地位相当的仅七、八例，不相当的近十五、六例。相差悬殊的也不在少数。如卢直，“临汝郡长史府君讳寰之曾孙，太子中允、赠汝州刺史府君讳政之孙，潞府右司马府君讳殉之次子”。啦其妻崔氏，“曾祖谔，左卫长史；祖荐，河南府陆浑县丞；父奕，潞州上党县主簿”。啦卢直祖上三代官品依次为：正5品、正5品、从4品。其妻崔氏祖上三代官品依次为：从6品、从8品、正9品。卢直祖上三代皆为五品以上显官，而崔氏祖上三代按唐代的标准都算不上士族了。因此，这类的婚姻显然是着重考虑到族姓的社会声望。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
范阳卢氏与这五姓通婚主要是考虑到族姓声望上的“门当户对”。那么，与其余地位稍低一些的土族通婚又是考虑到什么呢?我认为那是另一种形式的“门当户对”，即注重双方政治地位的平等性。如京兆杜氏、韦氏、河东裴氏、柳氏等，因为范阳卢氏地位高于他们，通婚相对较少，且侧重于仕宦较成功、名望较高者。如柳宗元的妻子就是范阳卢氏，他“曾伯祖爽，高宗朝宰相。父镇，太常博士，终侍御史”。国柳宗元祖上两代政治地位较高，因此才得以与范阳卢氏通婚。
至于清河房氏、北平阳氏、京兆唐氏、清河张氏等地位更低的士族，要么范阳卢氏与他们有历史的姻亲关系，婚姻带有历史继承性，要么就是有些家族在唐代出现了一些显贵。如房玄龄的妻子就是范阳卢氏。再如京兆唐氏在唐代只出了一位宰相，即唐休臻，他的曾侄孙唐充就娶了范阳卢氏。店充娄卢氏墓志载：“夫人卢氏，讳某，兰陵太守景柔八世孙，父贻，卒河南法曹??(母)苗夫人嫁之唐氏充。充，明经，宰相唐休臻曾侄孙。”
还有一类是能确认的唐代新兴庶族，如太原狄仁杰。“狄仁杰之为相也。有卢氏堂姨居于午桥南别墅”，由此可推知狄母为卢氏。考狄仁杰世系：“祖孝绪，贞观中尚书左丞。父知逊，夔州长史。”大概是狄氏家族在唐代统治集团中有了一席之地，卢氏才与之联姻。
由以上分析可以看出，范阳卢氏一直在极力维护与旧有山东世族间的通婚。但陇西李氏是个例外，是出于更为现实的政治上的考虑。范阳卢氏的婚姻从总体上看，仍可以看作是门阀士族的“身份性内婚制”在唐代的延续，只不过不再如过去那样严格罢了。这样。结果是范阳卢氏与这些世族闯的通婚极为频繁和长久化、固定化。一则以卢氏墓志写道：“夫人范阳人也，其先有若北中郎植以经术重东汉，固安公度世以才业翊翊元魏。自固安至夫人十一代，皆出于崔、李、郑三族。这样频繁通婚造成了范阳卢氏又一大特点：连环性，也可称之为重叠性。以下水例析之。
2．连环性、重叠性。
首先，从较大范围来看，范阳卢氏与姻族之间通婚往来密切，而且辈份相距很近，如母亲与妻子同属一族。同辈份之间，有二女甚至三女都嫁到一族的情况，情况不一而定。
崔枞“王母范阳卢夫人?.夫人范阳卢氏”，这足祖母与女子同属一族。辈份再近一些就是母亲与妻子同属一族了。清河崔稃妻卢氏墓志载：“夫人居北宗为大房，怀州府君(崔稃)即大房之出也。夫人?.曾祖景明，王屋令；曾妣清河崔氏；祖泽，殿中侍御史、华州判官；祖妣荥阳郑氏，故刑部侍郎少微之女也。父伐，陕州夏县尉；妣郑氏，少微之孙狼行拂晓，大理正朝之女?.怀州有别子肇?.娶故礼部尚书致仕范阳卢公载之女?.元女适故集贤校理范阳卢公亮?.少女适前雅州刺史范阳卢审矩。”这方墓志集中体现了山东旧族间频繁通婚的情况。首先，崔稃夫人为北宗大房卢氏，而他本人又是出自大房即其母与其妻同为一族一房。再看卢夫人世系，祖上三代皆娶山东世族，且祖母与母亲为姑姑和侄女关系，属于近亲结合。最后再看崔稃的子女，一子娶卢氏，二女嫁卢氏。三代人的婚姻几乎都没跳出山东旧族的圈子。类似的例子正如太原王夫人墓志载：“长女适芮城尉范阳卢沼；次女适冠氏尉范阳卢招；少女适临汝郡司户参军事范阳卢众甫法医傻后。”这个例子是范阳卢氏的姻族将三女都嫁到了卢氏族中。当然，类似的情况也存在于范阳卢氏自身，如卢逢时二女，“长女适郑中丞处诲，司徒公之孙也；次女适前考功郑员外延休，今相国公涯之子也”。固考《新唐书·宰相世系表》，可知司徒公即为郑余庆，相国公为郑涯，都是荥阳郑氏。
还有本人的母亲是范阳卢氏，自己又嫁到卢氏族中的情况。如卢约妻清河崔氏，“夫人清河人也??显考丕，皇虢州湖城县令；显妣范阳卢氏”。还有卢顼妻崔氏：“夫人卢氏之出也，外祖进贤，皇河南府户曹参军。”
还有一些“亲上加亲”的例子。如《汇编》和《唐故试太常寺太祝范阳卢府君妻清河崔夫人墓志铭并序》，署为“亲弟前守秘书省校书郎谠撰”。志文写道：“太祝于谠之室为从父兄。”据此可知，崔谠的夫人为墓主丈夫卢某的堂妹。
范阳卢氏的婚姻多在山东旧族圈子里，大量的重叠婚姻中就出现了一些特殊的情况，即近亲结婚。
近亲结婚的例子多为表亲婚姻。如赵郡李璋妻卢氏“父匡伯，河南府洛阳县丞，丞即璋之亲舅也”。卢瞻妻崔氏“年十九，长舅子瞻”。这两例是属于舅表亲的例子。还有一例类似，《汇编》天宝卢含墓志》，撰者署为：外甥前行京兆府三原县丞崔泉。志文写道：“公元女既笄，作配介弟”够崔泉是卢含的外甥，卢含的女儿又许配给了崔泉的弟弟，也应算作表亲的婚例。除了舅表亲婚外，还有姑表亲婚，前面曾引述过，崔稃妻卢氏的祖母与母亲为姑姑和侄女的关系。卢峤妻崔氏的墓志是由崔延贽撰写的，他自称“子婿再从侄前潞州长子尉延贽”。嶝这也是姑表亲婚的一例。
还有一种比近亲结婚更为特殊的情况，即姐妹二人先后嫁给同一人。卢瑶妻崔氏“夫人讳元二，姓崔氏。清河贝人氏??年廿一，归我仲兄殿中侍御史瑶。吾兄前室即夫人之姊也”。卢知宗“前娶荥阳郑夫人，即棚国太子少师赠司空谥德朗之女也?今夫人即荥阳夫人堂妹也”。这是堂姐妹先后嫁给同一人。
以上这几种情况清晰地表明了范阳卢氏的婚姻意图，即用世代重叠的联姻来巩固已有的婚姻关系，借以维护和巩固自己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声望。从实例上看。确也起到了一定作用。
范阳卢氏姻亲的政治地位、影响对其作用很大。范阳卢氏家族成员的政治命运有时与其姻族的政治命运休戚相关。如卢瑶与当时任工部尚书、谏议大夫的裴佶为表兄弟，裴佶被贬为黔中观察使时，卢瑶“表授左金吾卫兵营参军，充黔南观察判官”。裴佶得势，卢瑶也得到了升迁，先后任大理评事、蓝田县丞、监察御史等官。可以看出，卢瑶政治上的升降与其姻亲的政治命运是紧密栩联的。
范阳卢氏许多人都是凭姻族帮忙才踏入仕途的。如卢纶，他“天宝末举进士”，但一直不得志，“太府卿韦渠牟得幸于德宗，纶即渠牟之甥也，数称纶之才，德宗召之内殿。令和御制诗，超拜户部郎中”。蝣卢纶虽号称“大历十才子”之一，却是依靠了他舅父的帮忙，才得以入朝为官。柳宗元还曾亲自向桂州一位姓李的中丞推荐过他的妻弟卢遵，摩情最终成行。
姻亲政治地位的显赫对范阳卢氏的声望也是一个极大的提高，如卢就是文宗时宰相李德裕的外甥，他“自长庆、大和问，尝从李公左右，未曾一日异处”。国李德裕为他广造舆论，说：“贞质而不华，静专而无闷，资之以孝义，希之以文章，无如吾甥也。君以是目知名。”蛐更能说明问题的是，卢就与许多人往来，他们“以君李氏甥族显朝列，又声名籍甚，皆欲契交分，借其资以为羽翼”。啦这些人就是因为李德裕身为显贵、权倾朝野，而卢就又是他的外甥，就想巴结卢就，从中捞取政治利益。
当然，范阳卢氏也会对姻亲加以提携，用以扩大自己的政治势力。如孙谠“娶范阳卢氏，姻联名族，谓推良匹??时也，故相国卢公商出镇梓潼，辟为从事，未及奏秩而罢府还京。卢公入专剧曹，仍司邦计，复署巡官，奏试太祝。不旬岁，卢公秉执大政，归于庙算，府君以相幕体例，合得优升，遂除太常寺协律郎”。国从中可以看出，卢商对自己的姻族进行了不余遗力的提拔。
3．基本上不与皇室通婚。
范阳卢氏自魏晋兴起以后，一直利用婚姻这个政治杠杆来维护和提高自身政治地位。唐代以前，范阳卢氏婚姻的对象中还有一定数量的当朝皇室。但到了唐代，包括范阳卢氏在内的山东旧族几乎都没有与皇室通婚的情况，而唐王朝则“王妃、主婿皆娶当世勋贵名臣家，未尝尚山东旧族”。这种情况的出现是存在多方面原因的。
首先，李唐王室属关陇士族集团，极力维护本集团利益，自我标榜为天下第一流士族，这可以从《氏族志》、《姓氏录》等谱书的修撰意图看出来，但唐代很长一段时期内，山东旧族在社会声望上要高于关陇集团。房玄龄、张说、魏征等当朝新贵都曾争着与山东旧族通婚。对此，李唐王朝十分不满，当然不会主动与山东旧族通婚。因为这样做只会扩大山东旧族的影响。到了文宗时，曾主动提出从山东旧族中选驸马，但那时的情况与以前又不一样了。
从范阳卢氏自身而言，包括它在内的山东世族很讲求礼法门风。李唐王室是胡汉参半的血统，而且在婚姻关系上有违汉族士大夫所标榜的礼义，如唐太宗杀死亲弟元吉，又纳娶了元吉的妃子。唐高宗不仅迎娶曾为太宗侍妾的武则天，而且立其为皇后。还有唐玄宗夺子媳杨玉环等事。这些都是标榜正统礼义的山东旧族所不能接受的。直至晚唐，唐文宗曾为太子谋娶山东郑氏女，但遭拒绝。这说明山东旧族终唐一代都不能接纳皇室的观念作风。从另一个角度讲，北朝时，范阳卢氏等山东旧族与上层胡族统治者联姻较多，这与当时的统治者极力推行汉化政策有关，而且多带有高压色彩。而唐统治者较为开明，政治上不过多加以强迫。
但卢氏也有一个例外，卢复“哲妇陇西李氏，即故宗正卿赠礼部尚书嗣鲁王道坚之女”。李道坚是唐高祖李渊的重孙。不过这时道坚一系已与普通士族的政治地位相差无几了，因为他一生仕宦并不荣显，“景龙四年，加银青光禄大夫，历果、陇、吉、冀、沼、汾、沧等七州刺史、国子祭酒。开元二十二年，兼检校魏州刺史。未行，改汴州刺史、河南道采访使?.人为宗正卿”。范阳卢氏与之联姻已没有多少接近皇室的意味了。
4．北宗优于南宗
范阳卢氏家族内部婚阀情况的发展是不平衡的。一则卢夫人墓志载：“卢氏之先，出于齐高子之族，因邑命氏，代为齐人，至汉末徙于涿郡，遂为涿之范阳人，历魏晋其宗始分为南北，其婚阀著高于捂绅者，唯北宗焉。”这里指出范阳卢氏自魏晋始分为南宗和北宗，北宗在婚阀方面要比南宗显赫。类似的例子还有一则卢夫人墓志，“夫人卢姓，范阳涿人也。其先以食邑为氏，轩裳人物，奕世隆盛，自东汉侍中植而降，名传于国史者凡十代。侍中之五世孙日偃，曰勖，后代以所居南北分称，而偃为北口，续其口口婚媾，风范尤为修显，即夫人十二代祖也”。
除了北宗与南宗方面有差别，北宗内部的婚姻发展情况也不平衡，第一房要优于其它三房，这已在本文第一部分有所涉及了。
综观范阳卢氏的婚姻，可见其是将婚姻作为一种政治工具，用以维护和提高范阳卢氏的政治地位。同时，又遗留着“身份性内婚制”的影子，这就造成了诸如连环性、讲求门当户对等特点。还有，受到传统观念及现实条件的制约，与皇室的通婚几乎断绝。以上这些特点很大程度上也可视为崔、卢、李、郑、王等山东旧族的共性。
四、范阳卢氏的籍贯迁移与归葬
《新唐书·宰相世系表》载：“卢氏出自姜姓。齐文公子高，高孙侯为齐正卿，谥日敬仲，食采于卢，济北卢县是也，其后因以为氏。田和篡齐，卢氏散居燕、秦之间。秦有博士敖，子孙家于涿水之上，遂为范阳涿人"这段话叙述了范阳卢氏的姓氏来源，更具体地叙述了卢氏先祖曾先后居住于几个地方，最后形成了范阳这个郡望。这说明，早在卢氏发展初期，就曾有过几次迁徙。那么，在汉以后到唐末这一段漫长的时期内，由于种种原因，家族成员也肯定有迁徙的，籍贯也相应随之改变，墓葬地也随之改变。本文以唐代为例对范阳卢氏迁移的趋向及新贯、墓地做一些探索，以期发现其中的一些规律。
本文所研究的范阳卢氏，开始就界定为以范阳为郡望的卢氏，这其中既包括一部分仍家居范阳一带的卢氏，也包括一部分迁居他处的卢氏。这里面就涉及到望贯分离的问题。岑仲勉先生对望贯分离有过精辟论述：“自西汉废姓存氏，于是郡望代起，良以公孙之称，遍于列国，王子之后，分自殷周，称其本郡，所以明厥氏所从出也。故就最初言之，郡望、籍贯，是一非二。历世稍远，支胤衍繁，土地之限制，饥馑之驱迫，疾疫之蔓延，乱离之迁徙，游宦之侨寄，基于种种情状，遂不能不各随其便，散之四方，而望与贯渐分，然人仍多自称其望者，亦以明厥氏所从出也。延及六朝，门户益重，山东四姓，彭城三里，簪缨绵缀，蔚为故家，此风逮唐，仍而未革，或久仕江南而望犹河北，或世居东鲁而人日陇西，于后世极糅错之奇，在当时本通习之习??余按唐人称属籍，每举郡望，下迄五代布列瑟侬，余风未泯。”岑先生的论述明析了从望贯合望贯分离的历史过程，指出了造成这种情况的各种原因，并精当地剖析了一些实例，给人以很大启发。
毛汉光先生在《从士族籍贯迁移看唐代士族之中央化》一文中，对包括范阳卢氏在内的十姓十三家进行了研究，指出他们多向两京地区迁移，并具体指出了他们的新贯，其中范阳卢氏“八个著房支，六个在河南府、一个在河中府”。毛先生的研究主要依正史与墓志为主，把范围界定在“四房卢氏”内。在毛先生研究的基础上，笔者试着做一些补充。毛先生所做论断多以归葬时间及地点为籍贯迁移之依据，笔者认为这是极有见地的看法，本文也首先从归葬人手。
(一)范阳卢氏的归葬
这一部分限于材料的原因，只能依据墓志材料了。本文也分四房卢氏来加以论述，同时附带说一下卢氏南祖和房支不可考的卢氏的情况。
1．大房阳乌
①道亮支。这一支材料较多，且有一定规律性。为便于明晰这一支的世系先将所涉及到的一些人物列表如下：

首先从道亮子思道看，其墓志云：“涿州人也??开皇六年??终于长安，反葬故里。表明他是归葬涿州的。
到了思道孙承业时，虽仍称“范阳人”，却于咸亨三年(672年)“葬于河南平乐乡邙山之原。”自此以后，这一支的葬地大体一致。承业子卢玢“归葬于洛阳河阴之旧茔。”@玢子全贞的夫人李氏“葬于北邙山河南县平乐乡杜郭村大茔西北二里”，二人以“天宝十载十月廿四日合葬旧茔”。国玢子全操“以开元廿三年??迁窆北邙平乐原”。国全操子仲容以乾元二年(759年)，“陪葬于邙山旧茔，从先志也”。国玢孙f登于天宝十三载(754年)“安厝于邙山平乐乡之平原”。
承泰子行毅以大足元年(700年)“瘗于邙山”，此处埋葬地估计是这一支的旧承恩子调与其夫人王氏“以开元三年十月十三日合葬于河南县平乐乡其村西承礼子王敬的夫人李氏以开元十三年(725年)“奉迁归洛城东北，厝于先茔之旁”。毋以地理位置推断，当为邙山附近。
承基孙明远的夫人杨氏“天宝六载冬十月十九日子合附我公于洛阳北邙山之茔礼也”。从这里可以得知，卢明远及其妻杨氏都葬在洛阳北亡祁山。比明远低一辈份的卢复“以(天宝)九载二月十三日遂迁窆于邙山之南礼也”。回卢寂以贞元九年(793年)“葬于河南县侯村南原”。国比卢寂低两辈的卢子鸷与妻崔氏“以宝历元年八月二日合附于芒山南原从先茔礼也”。卢翊以贞元二十年(804年)“附葬于河南北邙山之阳大茔”。母这一支里面时代最晚、情况较为特殊的当属卢峻，他“解褐参京兆军事。历尉泾阳、万年，人曲台为博士??乾宁甲寅岁六月??权窆于芙蓉园南宁安乡三赵村”。芙蓉园是唐代长安的一个景点，它是皇家的御园，唐称南苑。从卢峻的仕宦经历来看，一生都在长安，死后又埋在了那里，但不知以后是否又曾有过迁葬。
从道亮这一支看，除了思道归葬涿州，卢峻埋在长安这两个特例外，其余人一直以洛阳附近为归葬地，且集中于“北邙平乐原”一带。
②道虔支这一支材料较少。道虔一昌衡主要是卢昌衡一家的情况，列世系表如下

卢正道以开元十三年(715年)“厝园安山口先茔之礼口也”。卢岳于贞元四年(788年)葬在“万安之腹”。卢峤以贞元八年(792年)“宅神于河南万安山之南原”，母其妻崔氏于第二年“迁附于府君之茔”。卢自省以天宝十三年(754年)“权窆于洛阳北原礼也”。
此外，还有卢就“以大中六年二月二十三日归葬洛阳县平阴乡成村”。卢士琼稍为特殊一些，他于大和元年(827年)“葬于龙首原东北”。查《辞海》可知，“龙首山，古山名。一名龙首原。在今陕西西安市旧城北”。据此可知卢士琼已葬于长安了。
③道舒支
仅找到两条材料，卢招以天宝十三载(754年)“权窆于洛阳县平阴乡之原”。其妻崔氏“终于吉州??顷以时难未平，权殡于吉州庐陵县界内。今宇内大安??以大历四年??窆于河南县平乐乡杜郭村之北原”。这里提到的“时难”当指安史之乱，受其影响，崔氏归葬受阻。后安史之乱平息，才得以归葬洛阳。从二人归葬情况来看，卢招的前辈已经以洛阳附近为葬地了。
2．第二房敏
这一房在隋末唐初仍有归葬涿州的。如卢文构“涿郡涿人也??仁寿元年??葬于本郡西北”。其弟卢文机“反葬于涿县西北廿五里”。但从资料来看，以后便没有归葬涿州的记载。归葬地以洛阳为中心，遍及周县。
例子最多的当属洛阳县，而且卢寰这一小支的墓地集中于洛阳县平阴乡一带。列相关世系如下：

卢景修以大和五年(831年)“葬于邙山陶村之东原先茔之侧”。卢直以长庆三年(823年)“葬于邙山北原，附先茔礼也”。卢当以大(855年)“归葬河南府洛阳县平阴乡附于先茔礼也”。卢宏和他的妻子崔氏以咸通二年(861年)“合附于洛阳县平口乡礼也”。卢宏和崔氏曾“以大中十二年二月二十七H权窆于嘉兴县礼贤乡学秀里”。这次合附为归葬。卢践言以会昌六年(846年)“权窆于河南府洛阳县平阴乡陶村先大夫九原之东南隅”。卢戎的女儿“葬于洛阳县平阴乡北陶村之原”。
洛阳县的例子还有卢贻的妻子苗氏“附于法曹府君(贻)墓，在洛阳龙门山”。啦卢贻子于陵“其弟浑以家有无，葬以车一乘于龙门山先人兆”。卢含“以天宝十二载十月六日迁神于东郡，合附于北邙礼也”。
除了洛阳县以外，还有河南县的例子较多，主要是卢翊这一小支的墓地，且集中于金谷乡焦古村。列相关人物世系如下：

卢翊以开元二十一年(733年)“迁窆于河南府邙山之南原，从先令也”。卢昂及其妻房氏以大和三年(829年)“合附于河南县金谷乡焦古村110回卢初以大历十年(775年)“权窆于楚之山阳原”，回后于大和三年(829年)“归附于河南县金谷乡焦古村依沣州伯父之兆域，东北相去廿六步”。这里所提的“沣州伯父”当指卢昂。从卢初的归葬情况看，他们这一小支以金谷乡为葬地已有一段时期了。卢初的儿子伯卿也是葬于此地。卢知宗的妻子“葬于河南县金谷乡焦古村”，后来他也葬于“河南府河南县金谷乡焦古村合附于前夫人从大茔礼也”。
3．第三房昶
这一房仅发现了卢友度的材料，他是卢从愿的从侄。他以天宝三年(744年)“殡于东京城东北原”。以此方位推断，大概是在邙山一带。
4．第四房尚之．
这一房的墓地几乎全在河南府。隋末的卢万春死于武德三年(620年)，于永徽六年(655年)“迂窆于芒山之阳”。以后的人也都葬于河南。
卢涛“天宝十二年??安厝于河南县万安山之阳”。卢同“大历七年??附先大夫于阳翟之某原”。卢{允及其妻李氏“以永贞元年??合附于河南府河南县平乐乡千金里之原礼也”。@卢东美“墓在河南缑氏县梁国之原。其年月日，元和二年”。
5．南祖
南祖的例子不多，仅发现两例玉环e网。卢耜“范阳人，南祖大房??以大中十四年八月十二日捐馆于河内之西吴里之别墅也??荥原古陌，惨旒悠悠，徒惊逝水，遽失藏舟”。哪以此推断，当埋葬于洛阳荥原一带。卢公弼“其先范阳人也。南祖大房??权厝于扬州江阳县江津乡金檀里旧置庄之封域”。@这里是“权厝”，不知以后是否有过归葬。
6．房支不可考者
这方面材料共发现19例，其中4例具体归葬地不详，2例较为特殊，其余均在河南府。
特殊的二例，一为卢公则，“大中十三年??终于襄阳故里??君前夫人太原王氏??未逾一纪，夫人云亡，权葬襄阳风林关南??其年冬十月十二日甲午，地县东故里大堤之南，临汉水之西，复启王氏之榇归此而合附焉”。固这里提到“终于襄阳故里”，而且也埋葬于襄阳，极有可能已落籍于襄阳了。另一例为卢氏赵夫人，“以光启三年??仓卒于幽府之私第??葬于府城西北十里樊村之原”。穆这个例子说明直到唐末，卢氏仍有居于幽州并葬在那里的。
从以上材料看，范阳卢氏在隋末唐初时还有明确的归葬涿州的记载，这表明这时范阳卢氏家族中仍有以涿州为故里，死后归葬那里的一部分人。但随后的记载显示，除了极少的例子外，绝大部分人都归葬在以洛阳为中心的河南府，遍及周县，如河南县、洛阳县、新安县、缑氏县、禹县等。还形成了河南县的平乐乡、万安山、金谷乡和洛阳县的平阴乡等几个较为集中的墓地。
(二)范阳卢氏的籍贯迁移
就笔者所搜集到的材料而言，唐代范阳卢氏大约有十个左右新贯，即河南府、京兆府、相州、河中府、绛州、晋州、河间、衮州、袁州、寿州、南海等地。这些新贯遍布各地，反映了范阳卢氏家族成员在唐代迁徙的大致情况。其中尤以河南府为重要。
1．河南府
从以上众多墓志来看，范阳卢氏多以河南府为归葬地。这说明河南府是其最重要的新贯，如若不然，范阳卢氏家族成员也不会举家归葬那里了。
史书上也有明确的记载证明河南府是范阳卢氏的新贯。如开元时期的宰相卢怀慎，“滑州灵昌人。其先家于范阳，为山东著姓。祖哲，为灵昌令，因徙焉”。大概是在其爷爷卢哲时迁移到了灵昌。还有卢坦，“字保衡，河南洛阳人，其先自范阳徙焉”。国也是由范阳迁移到了河南。
2．京兆府
长安是唐朝都城，是当时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全国人才汇聚于此。由于各种原因，范阳卢氏居住于长安的也应不会太少。但从现有材料看，却远不及在河南府的多，这其中的原因，稍后再加以探讨。先来看范阳卢氏落籍于长安的例子。前面本文曾提到第一房的卢峻和卢士琼，他们二人都葬在了长安附近。卢士琼“葬于龙首原东北”，极有可能是已属籍于长安了。卢峻“权窆于芙蓉园南宁安乡三赵村”，可能是落籍于长安，也可能是未落籍于此，因为不能断定以后是否还有过归葬。
有确证落籍于长安的当是卢虔和卢从史父子二人。卢虔曾上表请求属籍京兆，中央所作的答复如下：“卿男从史，为国重臣，自领大藩，厥有成绩??昨又请移乡贯，愿隶京邑。家声益振，臣节逾章。虽清望标门，崇冠山东之族，而丹心恋阙，耻为关外之人。”卿这里应是准许了卢虔的请求。
3．相州
这方面的材料有一条，卢从愿“相州临漳人，后魏度支尚书昶六代孙也。自范阳徙家焉，世为山东著姓”。
4．河中府
第四房的卢简辞“范阳人，后徙家于蒲”。国实则在他父亲卢纶那时就已为“河中蒲人”了。附于简辞传的还有简能、弘正、简求、知猷、贻殷、玄禧、虔灌、嗣业、汝弼、文纪等人，他们的籍贯也应为河中蒲州。
5．龙门、晋州
前面本文提到了卢虔的例子，他后来属籍京兆，以前曾有过其它籍贯。《元和姓纂》卷三《卢氏》：“龙门。唐左常侍卢虔状云：‘偃子阐后，又徙晋州，子从史。’”这里所提的“龙门”在唐代绛州，盖指卢虔或其祖辈居住地，而“晋州”则为新徙之地。卢从史“其先在元魏时为盛族，后徙籍不常”。这证明从史家从范阳始，至少已迁徙了两个地方：龙门和晋州。
6．河问
卢逢时妻李氏墓志云：“近代称李河内、卢河问为门户之际，口人物之津梁。
陇西李夫人即河内公禧之六代孙也??归葬于河南府河南县伊{内乡尹樊里端公(卢逢时)之茔。”李氏归葬位于河南的卢逢时之墓，从这一点看，卢逢时的籍贯可能已在河南了。但从“李河内、卢河间”的提法看，至少卢氏在河问已形成新的郡望宝丰酒，也必曾设籍于那里。
7．衮州汶水
汶水在唐代衮州境内。卢象“字纬卿，汶水人，鸿之侄也。携家来居江东最久”。母不过。没有详细的材料说明卢象一家是何时来到汶水的，他本人因“授安禄山伪官，贬永州司户参军”，因此携家到了江东。
8．袁州宜春
卢肇，“字子发，袁州人”。他何时成为袁州人今已不可考，但他具体落籍当在袁州宜春。他在《别宜春赴举》一诗中写道：“秋天草木正萧疏，西望秦关别旧居。筵上芳樽今日酒，箧中黄卷古人书。辞乡目伴衔芦雁，人海终为戴角鱼。”这里面用了“别旧居”和“辞乡”的提法。还有《将归宜春留题新安馆》一诗，显然袁州宜春是他的故乡。
9．寿州安丰
《因话录》卷二载：“范阳卢仲元，家于寿之安丰。”他赴调时经洛中，受妻兄崔
即遗嘱，“遂罢选，持金鬻于扬州。时遇金贵，两获八千。复市南货人洛，为崔孤置田宅，兼为剖分家事，既毕而归。跆年方选”。从这段记载看，他极有可能落籍于寿州安丰。
10．南海
《太平广记》载：“唐永真(贞)年，南海贡奇女卢眉娘??本北祖帝师之裔，自大足中，流落岭表??至元和中??遂度为道士，放归南海。”@从这段记载看，卢眉娘的先人不知何故流落岭南，已以南海为籍，否则不会于元币¨时返回去的。
综上所述，范阳卢氏的新贯有以洛阳为中心的河南府、京兆府、相州、河中府、绛州、晋州、河间、衮州、袁州、寿州、南海等地。再给合归葬情况看，其中最主要的是以洛阳为中心的河南府。这是有历史原因的。就洛阳本身而言。它是我国文化古都，自周起，曾有东汉、曾魏、西晋、北魏、隋、唐在此建都或作为陪都。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实际上就将许多山东旧族包括卢氏在内带到了洛阳。隋统一之后，又曾大规模迁徙士族人洛阳。北魏、隋朝的士族政策应该对范阳卢氏的迁移产生了一定影响。毛汉光先生认为：“自北魏定都洛阳，以迄隋唐之发展，洛阳已成为当时人文荟聚之所，是一个最重要的社会中心。”笔者认为这里面很重要的原因在于大士族的累世仕宦。
一则卢夫人墓志云：“夫人姓卢讳子玉，厥先范阳人也。昔因仕盂津，其来积代，故成桑梓于河阳焉。”固这是典型的因仕宦而造成籍贯迁移的例子。还有前面提到的卢怀慎，“滑州灵昌人。其先家于范阳，为山东著姓。祖哲，为灵昌令，因徙焉”。其他家族的例子也可为佐证，一则崔氏墓志记载：“夫人姓崔氏，博陵安平人也。自命氏已降，史谍足征，近代缨绥，咸居雍雒，今为洛m人也。”崔夫人祖辈多在洛阳做官，因此便属籍那里了。
山以上例子可知，范阳卢氏等大士族累代在洛』j¨附近为久而久之便属籍那里了。他们的仕宦成功度是极高的，因此仕宦是籍贯迁徙之最重要因素。这就很容易解释范阳卢氏家族的许多人埋葬于洛阳周围了。正如崔元亮墓志所载：“遗诫诸子：‘自天宝以还，山东士人皆改葬两京，利于便近，唯吾一族至今不迁，我殁宜归全于滏阳先茔，正首邱之义也。”’囝这里指出了I“东士人改葬两京的原因为“利于便近”，而这又是由于长期聚居于两京造成的。仕宦是一个主要因素。许多人到外地做官，死后就葬在了那里，如前面所提到的卢峻、卢士琼、卢公弼、卢公则等人。当然这里也夹杂着别的因素，如卢公则是由于“家贫路远，犹阻归附”。还可以看到战乱对归葬的影响。卢岘“大历九年??终于官舍??以关河不靖，遂厝于县之东水原焉”。这里灶安史之乱的影响。
再看隋末唐初的变化，宋自昌墓志载：“顷隋季交会，天下鼎沸，枝派流散，子孙从风而止，遂为衮州金乡县人焉。”隋末唐初，山东士族因动乱迁徙的当不在少数，范阳卢氏也不应例外。
此外，迁徙的原因还与贬官流放、饥荒等诸多因素有关，在此不再细加探讨了。
总之，范阳卢氏自兴起开始，家族居住地就一直处于变动之中。到了唐代，形成了以两京为重点，南到南海，北到范阳，在东西、南北一横一纵二线上又有多点的籍贯分布。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首推仕宦，同时也存在战乱、饥荒等原因。
结语
本文从{上宦、文化、婚姻、籍贯迁移与归葬入手，探讨了范m卢氏家旅的一些情况。之所以选择个案研究的方式，是因为关于士族的枢{木情况史学界已研究得较为移，我自认没有能力做得业加出色。另外，我也把握了更宏观的情况。即使单就范阳卢氏而言，还有许多应该深人研究的方面。比如士族生存的基础之一为经济基础，这是他们的命根子，而且唐代士族的经济内容与过去门阀士族时期大不一样了，范阳卢氏在这方面究竟是什么样子?限于材料原因，我没加探讨，这是本文的重大缺陷。又比如，累世共居是世家大族的主要居住方式，家族内部财产分配、使用、礼节习俗等方面的内容也是十分丰富多彩的，作为社会史方面的重要内容，仍有探讨的必要。
不过，聊以自慰的是，在本文写作过程中，自己掌握和了解了一些范阳卢氏家族的材料，窥见了唐代士族之一斑。尤其是一些墓志材料，更生动而真实地反映了一些历史的本来面目。这对本文的读者也许有些启发。此外，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我做了一些尝试性的工作。如仕宦部分，我采取的足房，叶氏之问的比较，目的是为了揭示家族内部仕宦发展的不平衡性。文化部分，把店代范阳卢氏的整体情况做了一个大致性总结。婚姻方面则侧重了对姻族的分类，总结出婚姻的几个特点。籍贯迁移与归葬方面较主要地应用了墓志材料，对前人的成果做了一些补充。
范阳卢氏之所以能名盛于时，根本原因在于占领了文化的高度，完成了对传统家学的继承和改造，并适应了新的形势，开拓了新的文化领域。另外，范阳卢氏的婚姻也是值得注意的。相对于它并不十分显赫的仕宦而言，它的婚姻是很成功的。仕宦、文化、婚姻、籍贯迁移与归葬这四部分是可以统一到一起的。首先，仕宦的成功取决于文化上的优势，又受到婚姻的重要影响。而频繁的仕宦又造成新的迁移与归葬。反过来，仕宦会对文化、婚姻产生一种反作力，仕宦成功又会促进家学的发展和改革，提高家族的婚姻质量，应把这四万看作棚互联系的、动态的统一，而不是孤立的、静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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